编按：“教会中的华人文化，去或留？”重点在我们如何面对基督信仰落实于华人教会，历经二百多年所凝聚的许多不同的行为传统，弃之、保之又或更新之？梁燕城教授为此期提出了一个讨论的方向，就是以建构“中华神学”作为华人教会信仰反省、深化、落实的前提，期待中华民族能真正拥有建基在华人文化中的福音信仰。
中国基督新教发展到第三世纪，当是进行深入神学反思的年代，若要生根中国，必须以中国思维方法，及以中国处境来消化及架构《圣经》真理。这称为中华神学。
何谓中华神学？在探讨之时，应先区分出基督信仰核心真理和价值与基督教文化传统，所谓基督信仰核心真理和价值，是指基督教《圣经》的基本信仰是神的启示，其内容核心是宇宙有一位无限完美、公义慈爱而有性情位格的神，祂创造天地与人，人用自由选择了与神隔离，产生了罪的状态，而形成人间的冲突和痛苦，神道成肉身成为耶稣基督，最后被钉死十字架，承受人类苦与罪，而后复活，带给人救赎，有永生的盼望，因祂的复活，使天国的博爱与美善在地上出现，但要待基督再来，才全面建造新天新地，这是信仰的核心理念，是基督教的普世性真理。至于基督教文化传统并非普世真理，只是对普世真理的文化诠释。
自教会建立以后，信仰传到不同的文化，就会遇到不同文化的人问的问题，按文化独特的思维和处境，来建立其神学，因而产生了基督教的文化传统。在印度（India）、中东、欧、美均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由于信仰最早传入希腊罗马文化中，为了回应希腊罗马人所提的问题，产生了西方神学的反省，经过几百年与西方文化的交融，终成生根于西方文化之中，成为欧、美文化的泉源，目前基督教文化以欧、美的传统最为庞大及最有代表性。欧、美基督教传统当然十分伟大，但必须认清，这是基督教真理的西方文化诠释，不等如是基督教核心的普世真理。
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是一种西方神学所建构的基督教。西方神学是回应西方文化中的问题而开始，例如三位一体、基督论等都是为了回应希腊罗马文化的问题而产生的，当代神学则依传统课题去回应近代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想，及二十世纪以来如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汉斯．乔治．伽德默（HansGeog Gadamer）、尤尔根．哈伯玛斯（Jurgen Habermas）、雅克．德理达（Jacques Derrida）及琼．弗朗科斯．李欧塔（Jean Francois Lyotard）等对神学的挑战。但当传教者将一些西方文化的思想结论带入中国的时候，往往会发觉这些问题并不是中国人感兴趣的问题。
对中国人来说，由于文化的背景，他教的看法们对基督会有不同的神学思考。当中国基督徒接受了基督信仰核心价值后，尝试从中国文化的思维方法，按中国处境去作神学反思，用中国人的心灵去消化和架构《圣经》的真理，建立的神学结构，可称之为中华神学。在这创建过程中，必须保持福音核心内涵，才会使作中国思维反思时维持基督教的特性。
中华神学不同本色化（indigenization）思想，梁家麟提到本色化的讨论主要围绕如何使基督教信仰能在一个非基督教的文化中传播、发展和生根，但往往割断了基督教的传统。【1】这观点有一定的洞见，表明了本色化有可能为了迁就文化，扭曲了信仰。但梁家麟的看法只论到表层的问题，因为他说的基督教传统，不等如是基督教的核心真理和价值，这传统只是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神学，原是基督教在西方的本色化。
更深层的问题，是用本色化一词，已先假定一套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就要将西方基督教来本色化，这当然会扭曲或割断西方传统了，后果就变成不伦不类。恰当的做法，是先走出西方思维所架构的基督教文化，回到《圣经》原始的信仰核心价值，再以中国的思维方式来重构神学思想，那就是中华神学。
中华神学不同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思想，因为处境化有时译为语境化，《圣经》为神的话语，是普遍的真理，但这话如何能沟通传递给不同文化和语言处境中的人呢？迪安．弗莱明（Dean Flemming）定义处境化为：“福音进入一具体历史文化处境中的活力而完整的过程，处境界定为各种不同的界限；如区域、种族、文化、语言、族裔、社会及经济状态、政zh i结构、教育、性别、年龄、宗教和神学的传统，世界观和价值（即受众的『生活世界』）。”【2】这观点是从宣教意义上，为了传福音之目的而作的思想，中华神学则认为《圣经》的核心真理进入中国，不单为了方便处境而反省，且须进一步以神学反思为主轴，寻求对中国文化有深度的理解，再融会而后建立的，是为中华神学。这不只是为了宣教或护教，却是一深刻的神学建设。
中华神学不同汉语神学，虽然两者都是回应中国大陆基督教的兴起而作的努力，大家方向很接近，汉语神学中有些神学创作也是中华神学定义下的作品。主要分别在汉语一词的语境性太重，而未能表达中国文、史、哲、艺的深度反思，而其出版的著作很多是神学与西方当代最高的哲学对话，包括很多西方神学的翻译，诚然贡献很大，但那是用汉语去讨论西方神学，却不是立根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神学反思。
中华神学不同归正神学，归正神学来自改革宗神学，亦即加尔文派神学，由于加尔文用非常清晰的逻辑系统表达神学，其后加尔文主义利用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方式，将《圣经》语句放在命题真理的系统中，建立《圣经》真理。这种神学的优点是清楚地将《圣经》作理性化处理，真理系统简明而高超，但其方法论结合并非来自《圣经》的启蒙运动思想，把基督教变成一套抽象冷硬的命题系统，很易忽视了信仰作为一种丰富生命的内涵与情怀。由于其思维结构是纯近代西方的，难了解中国思维方法及心灵情调，而容易被中国人视为傲慢自大。中华神学严格持守福音真理，但并不陷入启蒙运动式的抽象真理中，却强调用中国文化的思维和理念去构作《圣经》真理，并由此可进人中国人心灵深处而生根中国。
中华神学正视中国的思维方法，中国不重抽象性的逻辑推论，却重具体的、可通过修养去体验的真理，也重整体性和关系性的思维。中国神学反省，必须能运用中国的思维方法和特有理念，去建造中国基督教的神学。
中华神学反思中国人所提的焦点神学问题，七十年代新儒学大师的掌门弟子蔡仁厚就曾提出儒家与基督教的八大焦点问题，就完全与西方神学不同，当年除了周联华牧师回答外，本人就提出一个不同西方的，具中国特色的神学理念和结构去回答，后来编成《会通与转化》一书，是基督教与唐君毅及牟宗三等新儒学的第一次对话，【3】也是一次中华神学反思的尝试。
中华神学正面面对儒、释、道思想提出的问题，反思从中国思维来作神学的正面回答，绝不回避，也不会简化地将问题放入西方框架来处理。如儒家很重视道德良知，这种道德良知是否能够令人得救呢？若不能够，是甚么原因呢？儒家的圣人、道家的至人、真人，佛家的佛与菩萨，都属肉身成道，这与道成肉身的基督有何异同？又中国文化主流以性善论为本，对于基督教中罪的观念相当抗拒，如何以《圣经》真理及中国文化的理念来解释罪性呢？这些都是中华神学反省的重要焦点课题。
中华神学从《圣经》去反思和处理中国哲学的终极真理问题，例如中国上古经典所描述的“上帝”，中华神学拒绝未经研究就说两者毫不相同，或未经概念区分就视之为等同，却要深入探索、消化和辨别。此外中国哲学中的终极真理如太极、太和、天及道等理念，神学须依《圣经》去找寻一些沟通点，统合融会，而又不失去基本信仰立场，关键在确立具有性情位格的神。
中华神学须反思佛家的缘起性空与道家的无与无为思想，寻索从基督教《圣经》及神学反省中，理解空与无的定位，在神学上得以贯通和超越佛道哲学。
以上这些方面均是中华神学要思考的问题。这是逃避不了的，若不打通这些思想脉络，基督教在中国虽然信徒不少，但仍难以生根于中国心灵中。
中国文化不单有高层哲理，也有深入的实践修养工夫，中华神学须反思中国修养与信仰灵修之异同，并从神学上去诠释境界与气的现象。
上面所论的是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反省。另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是西方对中国迫害得最严重之时，因此让中国人认为宣教士与西方帝国主义是同一阵线的。中国在近二百年救亡图存，要找寻中华民族的命运，要重新建立自己，基督教神学如何探讨中国时代性需要的历史问题呢？如何以基督教承担中华民族命运的角度来发展基督教？基督教如何能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相适应呢？亦是中华神学需要深入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