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程感悟

安提阿教会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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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原因何在,也不知从何时开始,温州教会被一些人称呼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然而我期望温州教会的信徒与领袖们,能有一个心志和愿望,就是能将温州教会建造成为“中国的安提阿”。

为何温州教会应以安提阿教会,而不以耶路撒冷教会为榜样?其原因乃是耶路撒冷教会有其历史上无可取代的地位——她是众教会之母。或者这“耶路撒冷”也可能指的乃是历代圣徒们的“朝圣之地”。从这两方面来看,温州教会都不具备这样的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安提阿教会却是更值得中国众教会(包括温州教会)景仰、效法的榜样。安提阿教会在历史上有何特殊之处,值得我们如此推崇呢?

安提阿教会的榜样

安提阿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其人口中,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又有许多罗马的官员及驻军,加上商业贸易的往来,各地人种皆汇集于此。因此,安提阿城是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大都市。正因这缘故,安提阿教会可以算是圣经中第一个多种族的都市型态教会。而耶路撒冷教会,相对的,只系一个单一种族的传统教会。

此外,安提阿教会是由一般信徒“随走随传”、主动传福音所建立的教会(徒11:19-21),而不是由宣教士开荒建立的。这一点与中国遍地开花的温州教会之成立模式,非常相似。同时,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海归知识份子的参与,全国各地都市型态的教会,已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因此,要如何随着都市化的趋势,及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去开展、坚固、强化这样的都市教会,安提阿教会都可以提供我们很多的借镜。

况且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安提阿教会还有许多地方,是值得今天在转型中的中国教会效法的。兹仅列举其中两方面。

首先,在神学上,安提阿学派在教会历史上,是以他们的“历史-文法解经法”而著称于世的。从第二世纪开始,这种目前被福音派认为最正统的解经法,已经在安提阿教会扎根,并且影响到后世历代的教会。相反的,同一个时代的亚历山大学派,却以“寓意式解经法”出名,成为历代“灵意解经法”的滥觞。

其次,安提阿教会最突出的榜样,无疑的是在他们的宣教胸怀。他们将两位属灵领袖——巴拿巴与保罗——差派出去宣教(徒13:3),从此建立了西方教会的根基。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比较不知道的,乃是安提阿教会对亚洲教会重大的贡献。简单说起来,安提阿教会宣教士的主要成就如下:

(1)比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早一百年,他们已在叙利亚北部的一个小国,建立了全世界最早的基督教国家;

(2)他们翻译了第一本希腊文以外的叙利亚文圣经——《四福音书合参》,此种叙利亚文圣经通行于中亚和印度一带超过一千年;

(3)他们很早就曾将福音传入中亚和印度。第五世纪,因为聂斯多流事件,安提阿教会被列为聂斯多流派,因此许多教会领袖被迫转入波斯,建立了波斯教会。然后由波斯,他们进一步将福音传到中国、突厥和蒙古。因此,安提阿教会可以算是东、西方所有“外邦众教会之母”。

基于上述原因,安提阿教会不但在历史上有极大的贡献,在未来普世教会(包括中国教会)面临二十一世纪的诸般挑战时,都是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对象。

安提阿教会教导事工的榜样

宣教事工的成败,以及属灵果子能否长存,都取决于真理的教导是否扎实和全面。安提阿教会之所以有上述的贡献,就是因为一开始,他们就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事奉团队,其中包括善于激励同工的巴拿巴,以及有教导恩赐的保罗。他们合力打下安提阿教会的深厚属灵根基。

巴拿巴原名约瑟,以善于激励人心而著称,因此得到“劝慰子”的绰号(以今天的说法,就相当于“啦啦队长”的意思)。巴拿巴心胸宽大、知人善任。在保罗归主,耶路撒冷信徒仍因他过去逼 -/迫教会恶名昭彰而怀疑他时,巴拿巴却将他举荐给使徒们(徒9:27)。之后当马可因宣教旅程上的艰苦而半途退却,以致保罗拒绝让马可加入第二次的宣教之旅时,又是巴拿巴接纳马可,陪同他前往居比路宣教,使马可的信心再度被挑旺起来,甚至保罗晚年也称赞他(提后4:11)。

但是无疑的,使安提阿教会的属灵根基打得又稳又好的,乃是保罗。巴拿巴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的教导恩赐不如保罗,所以他不远千里,由安提阿去大数找保罗,邀请他加入事奉团队,一起来训练、教导信徒。果然一年之内,安提阿教会信徒的属灵生命大为提升,使他们赢得“小基督”的称号。从此“基督徒”成为信徒优良品牌的标志,而安提阿教会可以说是拔了头筹。

在宣教历史上,教导事工是否够深入、够全面,往往会影响宣教的长期成果之好坏。这从下列例子可以看出来:

(1)第七到第九世纪的爱尔兰修道院和英格兰修道院,是中古世纪最活跃的两个宣教团队。他们在五百年之内,使欧洲所有的蛮族归主。其中爱尔兰修道院的刻苦耐劳,更是为人所称道。但是他们与后来继起的英格兰修道院相比,却比较缺乏扎根式的系统性教导。因此一、两百年过后,所有他们曾耕耘过的宣教工场,又似乎被迷信与异教所淹没。英格兰修道院则能够果子长存,这归功于他们更看重深入的教导。

(2)十八世纪莫拉维亚宣教士的拓荒精神,也是后人所景仰推崇的。他们在1732年开始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宣教,包括去西印度群岛、格陵兰、非洲及美洲。虽然这些莫拉维亚传教士自我牺牲的精神、爱心和对宣教的热诚奉献,在宣教史上无可匹敌。但是因为莫拉维亚的宣教士多半来自于中下阶层,教育水平不高,所以圣经及神学的根基较浅。他们所建立的教会组织较为松散,信仰根基也不够深入。多年之后,许多原先建立的教会往往就烟消云散了。所以虽然莫拉维亚宣教士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但是从宣教的成果来看,莫拉维亚的宣教事工,却是功亏一匮的。

(3)十八世纪约翰卫斯理领导的循理会(Methodist),非常看重主日学和以“班”为单位的小组事工。他们帮助基层的信徒,从文盲到能读圣经,并且在生活上由酗酒放荡转为循规蹈矩。所以循理会的教会,不但数量暴增,而且信徒生命的改变,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因此,循理会扭转了整个英国社会的道德风气。

温州教会过去多年来已建立包括全国各地的教会网络,若能在教导事工上更加强,使信徒的素质提升,那么对整个中国教会的影响与贡献,将是无可限量的。至于如何具体的加强教导事工,特别是藉着系统性的解经讲道,以及完整的成人主日学课程,请参阅我在《麦种》总第16期《走向未来:中国教会的模式转移》一文,在此我就不再赘述了。

安提阿教会宣教事工的启示

谈到宣教事工,温州教会或许在中国教会中已经是属于最积极、最有成果的团队之一。但是若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策略的角度来说,可能得有更审慎的规划及安排。

首先,在宣教士的筛选上,就是极为关键性的问题。安提阿教会所差派的第一批宣教士,乃是教会中的最精英人才。这提醒我们:不是一个人肯吃苦就能作超越文化的宣教士,他(或她)还得有深厚的圣经及神学素养、语言的恩赐、文化人类学的训练等等。因此在我看来,只有大专以上程度,又受过神学训练的青年,才能承担此重任。我个人在菲律宾曾遇见几位正在接受培训,准备加入“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河南宣教士。原谅我说,我觉得他们的素质并不合适担任这个任务。

其次,在筛选宣教地区时,也应当慎重考虑整个大环境。保罗第一次宣教的地区,都是犹太人聚居之地,而且都先到会堂。对他而言,这是招募当地优良同工的最佳途径,所以他能在最短时间之内,在各地建立坚强的教会。所以在我来看,中亚和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既没有华人社区,又没有本地教会,要作为海外跨文化宣教的“试点”,可能时机还不成熟。同时还要有全盘的配套措施。他们要如何进入这些宣教地区?是要合法入境?还是准备偷渡?他们将以什么身份和专长在这些地区生存?他们要如何与当地人建立关系?如果贸然派人到国外“抢滩”、“建立滩头堡”,却未事先准备全套方案,可能是冒动之举。

最后,我认为目前中国教会应该列为最优先的,乃是我所谓的“撒玛利亚事工”(徒1:8),也就是针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尤其是信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宣教事工。中国回族的宗教及社会捆绑,比起其他伊斯兰教国家宽松许多,传福音的困难度及障碍较低。因此,与其招募中国农村家庭教会的年轻人去学阿拉伯文,准备派他们去巴基斯坦,还不如鼓励他们去回族村落地生根,或在工厂中专门向穆斯林同事传福音,这样长期来说或许更有果效。再者,由于经济及教育因素,在都市很容易找到离乡背井的穆斯林学生或打工仔,如果能特别加以关注,就能培育福音的沃土,甚至透过投资设厂的方式,也有可能在回族地区以“福音移民”的方式,去建立教会。

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异象:如果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能在未来的三、五十年内,带领5%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人信主,则中国教会将出现一百万以上的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而在他们中间,又如果有百分之一的信徒愿意献身参与“回宣”事工,则我们就有了一万名具备双元文化及回教背景的宣教士。到那时再谈“福音回归耶路撒冷”,就不再会是空中楼阁了!

二十世纪是普世宣教大放异彩的年代,这一个世纪呢?我深信这是华人教会还“福音的债”的机会。企盼众华人教会能不负主所托付的“大使命”,接下这个棒子,直奔标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