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贝多芬之前，要先写一下我的回归。这是指对古典音乐和文学欣赏趣味的回归。在那个消逝了的少年时代，阅读古典著作的兴趣，可能是出于对遥远暗昧的他乡的探索欲望，也可能是青春期对现实世界委婉的抗拒和逃避。然而，那时的我，毕竟未能全然体贴到故事背后的旨趣。时光流逝，当时些微的感动和不成熟的幻想，在纷杂的世事面前，很快便湮然无踪，以致那些故事陈旧得只剩下一些似曾相识的名字。
就像对古典音乐，总是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遗憾，只好敬而远之，彼此相安无事。那个灰暗庞大的被遗忘了的旧世界，戴着假发和穿着燕尾服的男女们，金属质地的乐器不明所以地呜咽和张扬……这些情境，和我身边这个喘着粗气、沾着灰尘、忽冷忽热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个哼小调的世界，高兴便唱，唱的只是此时此地一点小心情。
一路走来，峰回路转，渐渐地，倒是对古典音乐和音乐家们，有了些亲近的欲望和由衷的爱意。这是一件奇妙的事。大概是我已经选择了人生的支点，这个支点全然开启了新的视角。古典的质地，也不再是华美冰凉的大理石，而同时涌动和容纳着流水的安详和军阵号角的激昂。
我想，交响乐的纯洁、均衡和博大，适用于一个思想体系统一的世界。那个世界在颠扑不破的真理边缘徘徊，人们不断地思索和捕捉神的启示，寻求各条道路演绎人间，通向天堂。
相比之下，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权威扫地，中心离散的世界。人们在这一切的废墟之上庆祝自己的胜利，醉酒狂欢，完成希腊精神的后现代释放。音乐、艺术都不过是酒后的一地碎片罢了。
而在十八、十九世纪，启蒙运动、工业发展、民zh u思潮纷纷登场，俨然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蓬勃时代；思想制度和艺术的变革一再喷涌而出，将世界搅动得更加热气腾腾，意气风发。
贝多芬作为这个世纪的受难者和高歌者，他以独具的音乐创造力、苦难中被赋予的音乐启示和远瞻，超前了那个年代，也足可被称为“音乐的先知”。他相信，上帝在直接与他对话，对话的内容，无比含蓄地融入于每一个音符。对他而言，音乐就是最直接最伟大的启示，音乐也是他和上帝之间的密码和情话。
贝多芬是被上帝钉在音乐十字架上的受难者，若不如此，他就不可能写出第三交响曲（《英雄》），第五交响曲（《命运》）和第九交响曲（《合唱》）。那些轰轰烈裂的，既悲愤又昂扬，像迷宫一样复杂、像梦境一样深邃、又像太阳一样壮烈的音乐，鼓舞和激励着数不清的人。他的音乐饱含的力量，如同席卷天地的暴风骤雨，令人不可抗拒。
人们对音乐的欣赏和流连，无需精深的乐理知识，人心会自然深受感染。聆听音乐，是心与心的交流，灵与灵的碰撞，感染之下，我渐渐开始接近他。
从力量和性情上讲，贝多芬或者可以被称为尼采所谓的“超人”，虽然一生遭遇惨痛，他反对娇柔的怜悯，并且发下豪言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当然，他做到了。他躯体的痛苦和充满力量的头脑之间，犹如一个无限制狂飙的战场，音乐思维的力量总是能够最终获胜。
贝多芬那不可理喻的顽固和自我，与绝大多数的意志力和感受力并行不悖。他极其热爱自然，喜爱一草一木，却无法与人和平相处；他从上帝那里得来召唤，却没有一般基督徒的谦卑；巴赫的敬虔祥和在他那里是看不见的；然而他是特别率性直爽、值得尊敬的。
我相信，他的音乐理想并不是“人定胜天”的英雄主义，一个肤浅的命题绝不足以激发如此澎湃阔达的生命力，这样深厚持续的情感探索和归位，以及源源不断的思想在旋律河流里的伸张。这是他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生命之音，进入密室，发迹于天籁，振聋发聩于他整个的一生。
这时，再回到我对文学的欣赏。
旧时读过《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以至于有了第二遍的再读。这再读，毕竟也过去多年，细节不再记得，但是那激烈的感动，却至今不忘。
《约翰·克利斯朵夫》以贝多芬的故事为蓝本。罗曼·罗兰写了一个音乐天才与自身、与艺术、以及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斗争、碰撞和历练的过程。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热忱、忠诚、单纯得有点鲁莽的德国音乐家。
作品分为四册，相当于交响乐的四个乐章：
第一册包括克利斯朵夫少年时代的生活（黎明，清晨，少年），描写他的感官与感情的觉醒，在家庭与故乡那个小天地中的生活……直到经过一个考验为止，在那个考验中，他受了重大创伤，可是对自己的使命突然得到了启示，知道英勇的受难与战斗便是他的命运。
第二册（反抗，节场）所写的，是克利斯朵夫像年轻的齐格弗里德一样，天真、专横、过激，横冲直撞的去征讨当时的社会与艺术的谎言，挥舞着唐· 吉诃德式的长矛，去攻击骡大，小吏，磨坊的风轮和德法两国的节场。这些都可以归在“反抗”这个总题目之下。
第三册和上一册的热情与憎恨成为对比，是一片温和恬静的气氛，咏叹友谊与纯洁的爱情的悲歌。
第四册（燃烧的荆棘）写的是生命中途的大难关，是“怀疑” 与破坏性极强的 “情欲” 的狂飙，是内心的疾风暴雨，差不多一切都要被摧毁了，但结果仍趋于清明高远之境，透出另一世界的黎明的曙光。
我那时很喜欢克利斯朵夫，倒不是把他作为精神恋人来追寻，而是当作自己。
我想，在少年和青年时代，如克里斯朵夫那样，我体验了理想与世俗的碰撞，那种一腔热血遭遇不明挫伤的忧郁，笨拙的左冲右突和意识到笨拙的一点自卑，不愿心中火苗被黑暗吞灭的一丝执拗———我不懂D小调、赋格、快板慢板，但克利斯朵夫的欢乐曾是我的欢乐，克利斯朵夫的悲哀也是我的悲哀。
然，罗曼·罗兰和译者傅雷都具有克利斯朵夫的气质。罗曼·罗兰的《三巨人传》讲到的托尔斯泰、米开朗基罗、和贝多芬都有着悲剧的英雄气质和崇高的人性光辉。
贝多芬的力量在罗曼·罗兰看来，如同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描写的那样 “他不知道自己满腔的热爱在四周发射出光芒，而便是在这个时候，他自以为永远孤独的时候，他所得到的爱比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还要丰富”。
这种爱是什么？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大概至少不是贝多芬对邻居的体贴。贝多芬的理想主义和狂热的音乐激情，使他的爱充满形而上的意味。这爱是遏止不住的热情，要将博大的音乐幸福撒向人间，试图将苦难中的世界提升至音乐塑造的美轮美奂的理想国，沉浸在爱意奔腾中的心灵，也就逐渐离开了使他不堪忍受的感官世界。
痛苦，使天才的神经更为敏锐，因而，他的感触和宇宙间神秘的音乐浪潮随时颤动，浑然一体。
贝多芬极为丰富、自傲、充满热爱的内心世界，不得不在无声静寂中压抑消亡。无法亲耳聆听美好无比的音乐，这巨大的痛苦一生跟随着他。他的暴躁和嫉恶如仇的个性，在灾难面前强烈的自尊，容不下许多温情。缺乏爱情、孤独贫穷的生活中，他想要接近人群，却又自卑于疾病，不得不刚强再刚强，来对抗命运的跌宕。
在那读来令人伤心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中，这位不低头的英雄袒露了内心的软弱，想要“使世界在我死后与我尽释前嫌” 。他说“上帝啊 , 你看看我的灵魂深处吧, 你会知道那里有我对人类的热爱和行善的愿望。”
傅雷说，贝多芬的音乐给他鼓舞和力量。“医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最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
然而，傅雷最终还是选择了死，充满热情才智的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怀抱着怎样一种彻底的绝望？
二十八岁不堪耳聋折磨，在巨大痛苦中写下遗书的贝多芬，终于振作抬头，坚持走向了音乐的壮丽殉难。
我想，是艺术的灵泉、聆听神谕的使命感、和上帝所赐的力量，促使他担当了痛苦，超越了苦难。人们在他的音乐中，看到了天堂，在这个壮美的天堂里，上帝与约伯同在。若不然，一个没有《英雄》、《命运》、和《合唱交响曲》的世界，该是何等地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