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0后一月十八日，尚节扶病回抵上海。
他的身体本不坚实，又不肯稍加体贴，每次讲道总是用尽力气，汗泪交流。这样的“拼老命”拼了将近五十年，现在已到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的阶段了。他灵命转机那年主对他的启示，说他只有十五年的工作时间，现在也快满期了。
他在美国留学时，曾割治痔疮，但因经济困难，出院过早（见第十二章），创口未完全愈合。当他还在伯特利坏游布道团时，计志文等同工曾劝他入伯特利医院医治，因这医院与布道团是同一团体，医生又为该团领袖，也是同工，极其方便。但尚节坚决不肯。
他在上海家里休息，并没有自伤自怜，也不象富翁贵人之“养疴，在病床上过无谓无聊的日子。在主日清晨，他总喜欢请一般朋友到家里，对他们讲道，讲完便和他们共同祈祷。他说在讲道与祈祷时，他的痛楚便忘记了许多。他认为这痛楚是主对他的训练，目的在纠正他的坏脾气。的确，他的脾气这时也好得多了。朋友来访，必加以招呼，走时必送他出门。兴化风俗，好友到家里用膳，主人必请太太从中馈出来“献筋”；这种礼节尚节现在也不惮烦实行起来了。人们都说，宋博士脾气变了。
他照常每天读圣经十一章，照常祷告，照常写日记。写日记是他每日的劳作，每写总在一小时以上，从不间断。这是关于他生平最宝贵的材料，可惜作者定写本书到这里时，还不曾窥其一斑。有时他觉得写得太吃力时，便叫乃弟代劳，可是他又嫌弟弟写得太慢，便请能文的神学院学生笔记他的口述。有空的时候，他还择要答复国内外基督徒的来信。
这时，在北平的王明道听见宋抱病留沪的消息。王夫人刘景文女士，也在娘家养病，王就要夫人去探病。王夫人已听说他病得很重，且甚痛苦，下胡感动去看他。但因她自己病体也未痊，其母刘老太太劝暂缓几日。但景文执意要去。到是见到宋的病痛，也知道他执拗不肯就医。因为宋觉得自己奉主名为人祷告，主显大能治愈许多病人，如果自己有病示求医后不求耶稣，不但显明自己没有信心，且影响别人的信心，更使主名不得荣耀。因此，家人和肢体都有敢进言。景文见当时情形，就以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二节“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两句话为根据，劝他入医院治疗。尚节这才答应了。当即准备入院动手术。
他施手术的地点是上海戈登路大公医院，施手术者是一位爱主的弟兄张医生，因尚节体弱，所以先行输血，然后动刀。手术经过的时间约三小时，挖去的烂肉约三个腰盘。当他抬入手术室的时候，十几位在他病房里的主内弟兄姊妹便迫切为他祷告。他患的是结核性痔漏，是一个预后不良的重病，需长期住院。住院时期中，做他的看护，保姆，管家的，是一位杭州布道团团员张小姐，和一位为尚节办事务最出力的朱维馨先生。这位朱先生的祷告是：“主啊，你若肯，接我回去，留下我的弟兄宋博士吧。”
尚节由手术室抬回病房时，仍在麻醉状态中，面色苍白如纸。后此数日，到院探视之亲友，都见他在病床上呻吟痛苦。在大公医院静养了约一个月后，健康渐渐好转，便迁回愚园路私寓。当刘景文女士再去看望他时，他象小孩子般地唱着经文奋兴短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那时适上海怀恩堂落成，该堂主持人拟奋兴布道大会，因堂宇宽阔，他们以为非有宋博士的声望来号召，难期满座，乃再三央求尚节勉为其难。尚节也希望体力可以勉强胜任便答应了。那天到的人很拥挤，怀恩堂内喧哗杂乱。尚节缓步上了讲台，以击桌，大声说：“这到底是教堂还是戏院啊？”会众这才寂静下来。那天他讲的是“主的日子来到，好象夜间的贼一样。”讲到后段，即觉支持不住。讲完归家，又病倒了。他对人叹息说料不到我竟这样不中用了！”
十一月十五昌他的疮口又再度发炎，痛楚增剧，身体越发衰弱了。他有朋友和医生都劝他到北京协和医院疗治。他答应了，于十二月四日留家人在沪，只身赴平。临行时他对人说：“我一向为别人的病祈祷，现在别人要为我的病祈祷了。”
二在北平
在协和医院诊察后，医生断定是癌和结核。第一次施手术是在一九四0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二次是翌年一月二十八日，跟着一直在协和医院住了六个月。那时内地会传教士柏康尔夫妇因为儿子住在协和留院，常常到院，经王明介绍后，他俩与尚节互相认识，以后常作交谈。在谈话中尚节表示他的病是主对他的管教，要把的坏脾气改变过来。关于尚节的性情，柏康尔早有所闻，现在亲见其人，深爱他之温柔和平，以前所闻的暴躁轻慢之气已无影无踪了。
这次手术虽然做得很成功，但因为迟了六个月（尚节因为不能离开工作，故一再迁延），病已深沉，故结果不能令人满意。他出院的时间是七月七日。出院后，他搬到北平西郊的香山居住，赁的是一幢洋房。其地名“一棵松”，颇饶山林之胜。在新寓住了不久即于七月十八日闻其子约书亚在沪因腹膜炎去世的消息。此时上此境遭遇此事，在常人当然不免是一大打击，但尚节知主已深，已不会为此事忧伤悲痛了。
宋师母携三女于八月二十六日由沪来平，迁入香山园居住。此后，尚节的健康日趋正常，就恢复若干比较不吃力的工作，如和到访的人谈道等。在这段期间，他每日读新旧约圣经三章及启示录一节，用新旧参照对读，称为“伴偶查经”，或转“生命轮”，常有信徒同工一起查经。除此之外，他在这时期，还写了十五首短歌，十九封给国内外布道团的公开信，叫他们为复兴祷告。
入秋之后，他体健更见好转，已能在一棵松附近散步游览了。这个古帝王行猎的胜地，此时真有“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奇景，主的忠仆于此暂息仔肩，流连景色，也是应当而且合适的。香山的静宜园，是他最常策杖流憩的地方。他看见花草，即以花草作喻，对同行的人阐述真理。在香山旅店旁边有一个高墩，尚节时常喜欢坐在那里读经静修。
到了那年冬天，尚节得了启示，就开始讲“喻经故事”给同工们和家里的人听。拿宋师母的话来说，他“每天仍是吃下书卷，倒嚼主的言语，一面回顾，检讨自己过去的工作，一面鼓励，带领锦华和孩子们勤读圣经。每晚有家庭聚会孩子们当时还年幼，对于普通的讲经及解经不能感到兴趣，亦不能了解，所以他开始每天讲年小故事。这些故事听来是很浅显的，但其中却关乎灵里重要的事。”这不是按圣经各卷次序来讲的，而是对那一卷书有感动，就先讲那一卷；也不是先有了材料，然后再去讲，乃是先有感动，然后祷告，祷告后就讲；甚至讲前还不知故事的起始和末了，只是象他常说的“随风吹”，吹到那就是到那，不由得自己。”讲的时候，有几位同工在旁帮忙记录，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时光，才把各卷书的故事讲完。
这些故事特别注重教会与工作者的真理，例如：如何建立教会，如何使教会走上合一的路，上帝家的禾场需要怎样的农夫（教会的传道人）等待。这些传道人又该如何先有灵性品德的修养，贯彻真理的知识，及死而复生的见证，方能满足中国教会的要求，完成神永远的计划。宋师母在序里说：“主的话化在他（尚节）生命里面，他将从圣经上所集领会的，配上这十余年在各地工作及个人灵性经验，就是这本喻经故事产生的由来。”
本书采取故事方式，故能引起读者对读经的兴趣，同时也帮助解答读者灵性过程的难题，带领人认训“自我”的败坏可憎，更难靠十字架的大能治死旧人，克服困难，进入基督的胜利。在这些故事中可以看也有一个中心：使人认得主的心去得主的心，这才能够做一个完全满足上帝心意的人。
喻经故事这寓言集迟至一九五一年七月才出版，这里面充满的精警的灵意和美妙的文学气息。可惜这只是一本口述的记录，尚节又没有时间来把它加以文字上的修饰，否则它真可以和天路历程一样成为文学名著呢！
一九四二年，他身体又略有进步，在寓所内辟一堂名“恩典院”，在这里开不定期的查经会和主日崇拜。还进城小住，，这时常来恩典院谈叙的有王明道，汪兆翔，杨绍唐，顾仁恩等人。顾曾为电影明星，生活非常糜烂，听道后悔改，为尚节的佳果之一，这时在北平做传道工作，一切作风均仿尚节。其家人由香港乘日本船北上，途中为盟国鱼雷击沉，全家溺死，顾非常心痛。尚节听人他将这消息报告以后，对他说：“你我很可来一个二部合唱，好吗？”
“合唱？”顾迷惑了，“这时还唱得出来吗？还有什么可唱的呢？”
“我们可以唱约伯记”，尚节静静地回答“你唱第一章，我唱第二章。”
在恩典院中，他继续写作。据宋师母后来写给吴静聆女士的信里说，他这时的著作有“圣经故事”，“灵里故事”，“伴偶故事”等三种，都是他“在病床上痛苦艰难中所得之启示”。是岁也德国突击苏联，日本也突袭珍珠港，战火蔓延越广，香港，新加坡，马来亚，印尼，暹罗，菲律宾，安南，缅甸等地（都是尚节到过的地方），都或先或后给日军占领；战祸越深，物资缺乏愈甚，跟着又是中国政zh i的转变，尚节著作之出版，便变成了遥遥无期了。
因为日本军人认为基督教与英美等白种人有密切关系，困而对基督徒都采取一种怀疑和敌视的态度。上述东南亚各地教会，在沦陷后都受到各种负担愈来愈重，病势又告逆转。那时北京协和医院已为日军占领，专供皇军高级军官使用，尚节只好赴天津医治。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尚节在天津受第三次手术，住院三个月后，才回北京，在王明道家里住了一夜，次日便回到香山。这时候，他再也不能领什么会了，但仍然和到访者谈道。
一九四四年六月，病势转剧，此时家人送他入北京德医院。六月十二日施第四次手术。王明道于十六日去看他；德籍的姊妹也运用最大的爱心，谨慎看护。七月一日，尚节出院回到香山家里。这时他气息微弱，创痛时作，但仍不断祷告。他这时给国内外教会的信息是：“今后所能做的工作，将只有祈祷了。”这句话，后来果然成为南洋的中国基督徒的口号当他们不能布道不能活动的时候。
八月初旬，病情已趋严重，石天民先生从香山托人带一封信给王明道，告诉他说宋先生生病重，如要看他，还是以早去为佳。王于十六日晚接到此信，打算十七日就去看他，却因事延误了一天。八月十八日早晨，王骑脚踏车上香山，因相距四十里之远，过午才到，到了才知道他已于黎明逝世了。
经过是这样的：八月十六拂晓，病势转为危笃，尚节对宋师母说：“上帝指示我，我就要回去了。”是夜，入昏迷状态。但十七日以恢复清醒，还能低声唱“十字架永是我的”等圣诗。从此以后，他看来好象已从极痛而转入大喜乐与平安，于是吩咐后事：长女天婴长大后赴东北传道，次女天真赴南洋传道，三女天权在全国作自由传道。（他说过假使他有一百个儿女，他希望他们都作传道人）。半夜，他对宋师母的最后遗言：“不要怕。主耶稣已居门口。有什么可怕的呢？”十八日凌晨七时七分，他便在主里睡着了。
事后，宋夫人余锦华女士追记主的仆人如何“跑完最后的路程”：
1943年7月2日，主的仆人宋尚节从北平德国医院动第四次手术后返香山，病情恶化，痔疮伤口大如拳头，伤口之深盈尺，疼痛得不能翻身。病中许多爱主的肢体，大夫，护士来服侍看顾，令他越发体验主十字架的大爱。他自己说：“我肉身烂了，臭了，但是嘴不烂不臭，还能向主祷告。”真是一面流泪，一面流脓流血的祷告。病危时，他曾对我说：“不要为我预备好棺材，竖立大墓碑，让人记念，也不要作衣服，这个臭肉体用土埋葬就算了！我盼主再来时复活被提。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首的地方。主的大仆人摩西死后，主为他埋葬隐藏起来，没人知道他的坟墓。我愿一生为主工作，我愿隐藏起来，不要立大碑给人纪念。如果你和三个孩子要知道我葬在那里，就用一块小小的石头，写着主的小仆人宋某某就好了。”感谢主爱他的仆人，起头三年隐藏在兴化本乡，末后三年又把他隐藏在北平香山。
1944年8月16日的晚上，不见星星和月亮，外面还下着小雨，室内只有小煤油灯一盏。因见他病情严重，不敢离开他。到了深夜，他看我太累了，不忍心叫我陪着，催我去睡觉。我躺在床上刚要入睡，听见他在祷告；我立刻起来在他身边，见他两手握拳在敬拜主，断断续续地用微弱的声音祷告。我感到心灵孤单，只有跪在他床边流泪祷告：“主啊！你要接你的仆人，求你白天接去，不要在黑夜接去，因为弟兄姊妹都睡了！”
祷毕起来，赞美主，我见他嘴唇微微地动，忽然满脸发出强烈白光，（当时房里只有一盏小煤油灯）；我见到这奇异的亮光，心灵得着极大的安慰。后来他便昏迷了，翌日清晨一醒过来就唱诗，唱了三首诗。那天从极大痛苦转入极大的平安与喜乐。
八月十八日清晨，在世寄居四十载的宋约翰果然安返天家息劳主怀了！
围绕在他身边的，宋师母和天婴，天真，天权三之外，还有亲友，医生，看护等人。王明道到后，这群人便请他领盖棺礼拜。是日下午五时入殓，王明道讲启示录第二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八月二十二日举行安葬礼拜，大家仍请王明讲道主领，那天到会的，除了在北京的亲友外，还有天津来的信徒，还有烟台，汕头，厦门，福州等地的信徒在场，共二百余人。王明道讲的是耶利米书第一章四至九节（讲词大意见第五十三章）。会毕大众排队送尚节的棺柩到附近山岗莹地入土。这个莹地，在香山旅店旁边，即尚节生前常爱坐在那里读经灵修的高墩，是张彼得先生购赠的。张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因肺病亦在香山留养，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颇有意到国外布道，故于尚节到香山后，即时相过从，此时他亦在送殡的行列中。他们一路行，一路唱：
劳苦工程已完毕，
凶猛战争已经历；
行人已渡世风波
身登彼岸享安息。
父啊，敬将安睡仆人，
奉交我父慈爱保存。
到彼啼痕皆消失，
到彼疑难多明白；
一生工作究如何？
主为裁判公且直。
父啊，敬将安睡仆人，
奉交我父慈爱保存。
五十二盖棺论定
宋尚节博士虽然是一代属灵巨人，对中国国内外教会的影响虽然至多至大。然而有人的缺点。同时，人对于他，也不免有吹毛求疵的苛评。现在先把这一类的苛评讨论一下，然后尽到他真正的缺点。
尚节讲道时只饮鸡汤，不饮开水。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常先关照这一点。因此就有人说他奢侈。以鸡汤代水当然比较破费，但一两杯鸡汤，所值究竟有限。可是他每天讲道三次（有时四次!）每次二三小时而且每讲必大声疾呼，象要把生命倾出，体力的消耗必然甚大，又无暇补充，所以渴鸡汤无宁是必要之举。以尚节的世智，如果从事俗务，则食必珍馐，饮必琼浆，当绰绰然有余裕，何况区区的鸡汤？
尚节脾气不好，喜欢骂人，这是事实。原因之一，可能是工作忙，休息不够，时间少，容易变得不耐烦。他发过脾气，知道不是好事，常常流泪自责，说是“老旧人”作怪。他发作起来时，谁都要怕他几分。尽管你是要人，大人，名人，年高德功的人，誉高望重的人，他都要训就训，要骂就骂，有时骂得痛快淋漓。许多人就以此责他怪他，说他不留余地，不顾情面。说这话的人根本就没有问问，被骂者是否有可骂之处？若当骂而不骂，则尚节倒失了诤友之责而和世人之顾面子，不坦白，爱敷衍，纵容罪恶之流沆瀣气了。何况尚节之骂，都出于爱心，很多人经他一骂而骂好了的。至于一些面谀之辈，更非骂不可，因为骂了之后，他以后便不敢再滥送高帽，尚节就可自保谦卑，不致被捧上云端而有飘飘然之感。由此可见，骂人不当是尚节的缺点，有时反而是他的优点，是出于爱心的责备，不过世人习于流俗，不能察觉而已。因此，必须透过爱的观点来看。但若没有他的爱，只是自我心中作祟，则是另当别论了。
苛评者说尚节喜欢女人。这当然不是说他有什么苟且暧昧之行（在这一点上，他是清白无懈可击的），而是说他对异性的特殊兴趣。尚节喜乐女人替他翻译，固然是个事实，但这可能是他觉得：一，女人的注意力较集中而持久；故翻译忠实，能照字句直译不曲解曲译；二，女人发音清晰圆润，声浪较能传远，那时扩音器的应用还未普遍，在人多的时候，女人翻译比较适合。这当然不是人人如此，但可能是他由经验上得来的结论。无论如何，这不能算是他的缺点。事实上，尚节言笑不苟，若非工作必要，对女性总力避太过接近，以避悠悠之口。举例说：某晨，郑遂蓝女士到尚节家里继续记录他的口述。他欣然对郑说：“昨晚我在以西结书里得到一篇新讲章，现在先讲给你听，请你替我整理一下。”跟着他叫：“妈妈，天真，一同上楼来听我讲道。”于是宋师母和天真（他的次女，那时才六七岁）上了楼，宋师母整理床铺，打扫房间，就下楼去了；尚节却不许天真下楼，一定要她沿桌坐下静听，不得离开一步。可怜小小的天真给软禁了一小时，要哭又不敢哭，脸上看来一点也不天真！郑女士很替她不平，但慑于他的威严，不敢代她求情。后来郑才明白，他之扣留天真，并非专制，也不是要她听那么深奥的解经，而是因为往日会谈都在楼下，今日迁到楼上，目的在求安静，为避瓜李之嫌，所以勒令天真在那里作陪。此事可看出，尚节不但律己严谨，而且顾虑周到，并不是一位不懂世故人情的书呆子啊。
尚节不但律己严谨，同时也律人严谨。兹举三事为例。
一， 一九三八年春，郑遂蓝女士急欲由沪返闽，而苦于无伴，适有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年布道家，与郑为同乡，打算从陆路南下往闽北一带工作，她就想跟他同回福州。可是尚节大不为然，认为战乱期间，交通阻滞，男女同行，必有许多不便。但郑妇心似箭，且以为与敬畏主之传道人同行，最为稳当。尚节仍然极力反对，再三为她祷告，卒未成行。多年后，郑回忆此事，心里还窃自庆幸，因为她那时涉世未深，若同行了，可能铸下大错。
二， 随后他打算设一“国内外布道团总通信处”于上海，请郑蓝帮忙，但又怕她年纪轻，经验少，魄力不够精细，不耐烦兼顾琐事。所以一男一女，是最理想的办法。但他又那么拘迂，定要两人先订婚然后通力合作，且自荐为介绍人，主婚人，证婚人，以至生活负责人。郑答以“抱独身主义，不愿出嫁。”他无可奈何，计划遂告搁浅。
三， 一九三二年七月，伯特利某同工与王女士原定于夏令会中的一个星期四下午，举行订婚典礼。不料这时福州刘女士赶到，名为参加夏令会，其实是向某追求。原来某仪表萧洒，曾在福州主领唱诗，刘女士早已对他钟情，此时与其母同来，母女两人时邀某出游及购物，其另有醉翁之意显而可见。某同工竟心猿意马，不打算与王订婚了。这事给尚节听见了，就老实不客气，当众训斥一番。某起立认罪，使王感尴尬，刘感狼狈，结果谁都订婚不成。
尚节曾说过：“我不夸口，我每日看见上帝、、、、、因我心中清洁。“如果他在男女关系有不洁之念，他怎能看见上帝而在他那里取得力量？
说过了“色”，就要说“财”了。
虽然伯特利环游布道团怀疑尚节曾私受信徒献金，或曾暗示信徒寄款其家，后来事实已证明其无稽，可不必再论。虽然如此，后来他独立工作时还有人说他贪财的。平心而论，他从未讲究物质享受，大统舱，三等车，小提箱，长布褂，均安之若素，贪许多财来，对他有何用处？团体或个人对他馈赠当然很多，但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受雇聘，没有固定薪水，同时又从他得到造就而对他感激，所以踊跃捐献。“做工的得工价”，何贪之有？纵使他不收别人的献金，苛评者还不是一样会说他“沽名钓誉”，“引人归己”吗？何况他收到馈赠，除了生活费用及家用之外，大部分用于圣工，如捐赠布道团或资助神学生之类？
关于家用，他怕寄的，一部分是弟弟的学费，一部分是到妻儿的赡养，款额都有会很多。他的弟弟说：“家兄很少寄钱回来，若有汇款，也是寄交某信托人直接存入，‘上帝的钱’户内。我曾劝他多付钱给嫂嫂，以防万一。但他老是说‘天父必看顾’。他身体不是顶好，又那么拼命，且常有人反对他，甚至要杀害他，我们未免担心，所以在他出外期间，偶尔有人汇款来，我们就将之储存。”他这话说的是事实。他常常对儿女说：“爸爸是乌鸦饭的。”他弥留时也曾对家人说：“你们今后要吃乌鸦饭了。”他的意思是说。他们要象以利亚一样，在基立溪旁，每天等候上帝差遣乌鸦供给食物。可见他没有存款，也没有人家留下什么财产。
尚节脾气不好，在家里当然也不免有时发作。但是，一般说来，他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他跟儿女呼宋师母为“妈妈”，这说表示他对她的敬爱。虽然他在家的时间不多，就是短暂的在家小住，也忙于见客，复信，和其他工作，但只要他有空，总喜欢和孩子们玩玩，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某一次有一人到访，看见孩子们和一个大人玩得兴高采烈。等他们玩了一会儿以后，他问一个较大的孩子说：“宋博士在家吗？”那孩子指着说：“他就是。”这位客人起初还当他是宋家的用人呢！他以宋博士不会如此的某貌不扬，不会穿如此粗劣的衣服，更不会见有客而不打招呼的。这事可看出尚节的作风，也可看出他家庭生活之一斑。
他在家的时间很少。据他自己说，一年平均只有一个月。他把家由兴化迁到上海，那是因为上海那时是对外对内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在上海有两次严重的中日战争――是“一二八”，一是，“八一三”――两次他都撇下宋师母和儿女在战火中，自己到远方工作。有人便因此说他恝置。其实，他们倘记得主的教训。：“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就不会以恝置责备尚节了。
他有很多次叫翻译的人下台，因为他们译得不能满意。这事的是是非非，并不易断定。尚节不顾自己，对自己的面子，名誉，身分，从不爱惜，就以为别人也应该如此。他以为译者若不能胜任愉快，便应该下台而无憾。有些时候，或支吾吞吐，不能如讲者之强调，之明白清晰；有些时候，译得不正确，把讲者原意打了折扣，甚至与讲者原意相反。不这些场合，他都要临时换人。举例来说，一九三二年六月在福州尚友堂，他讲的是“女学生在暑假时到处去作见证”，却被译为“女学生在也嫁时倒出去作见证”这固然错的可恼可笑，但还无伤大雅。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杭州第一届全国基督徒布道团查经会里，尚节讲及马可中途离开保罗和巴拿巴，而折回耶路撒冷一事，他的原意是说马可年轻，初次背乡别井，旅途劳顿，未免homesick。记者竟误为“马可年轻、、、、、未免好色，便遄返家园。”（homesick 意为“思家”，与厦门语“好色”音相近；是会虽在杭州举行，但代表约三百人中，厦门来的占了一半，故有厦门人记录。）这种错误，便不能不说是严重了。后来果然有人因此抨击尚节“胡乱解经”。由此看来，尚节之叫译者下台，岂不是情有可原吗？
但是，作者晤及为尚节翻译过的人，他也有说不尽的苦衷：第一，尚节“兴化官话”确实难懂，若非听惯或对兴化土话有多少了解，简直就无从翻译；第二，尚节在讲台上跑来跑去，偶然追随不及时，或者他转头转身时，必有几个字听不清楚；第三他讲道常多表演，而表演是人人都懂，不必传译，但他以为译者若不跟着表演，必大减力量，因而对“有卖力”译者不满（例如讲到亚兰王元帅乃缦在约但河沐浴七次时，他把讲台当岸，地当河，必从台上跳落地下，还要跳足七次）；第四，他脾气不好，译者虽不明白亦不敢多问，怕激起他的怒气，而不问就不免有错。由此可见批评尚节之临事撤换译者，也不一定是过苛的。
尚节真在他讲道时之喜欢“望文主义”，即对地名人名或其他专名的字，本来没有什么意义的，想出各种意义出来。举例说：一，南昌，他解成“使我得指南而光昌”。二，学连（他父亲的名字），是“教我‘学’‘连’的功课，即先打下各小地，然后通连至大城”。三，兴化，某次讲道，只有五十余人前来祈祷，其余都“不兴不化”。四，开封，尚节在此领会时，因戒严只好在城外开会，晚上七时即不得出入，经交涉后，牧师可率众往返，“真是开了封”。五，王顺，是一个哑吧的名；尚节说：“我一见他的姓名颠倒便是‘顺王’，即顺服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六，蒙城，他满希望“举城蒙恩”。七，长乐，“但愿主赏赐永福长乐”。八，梧州，他把“梧”字拆开，“吾”者我也；“木”者，十字架也，“当将我旧我钉死其上，将‘吾’挂在‘木’头上。”
诸如此类的拆字法，即在洋人中亦有人使用。拆字母的，在英文中颠倒换位，称为“Anagram”，偶一为之，并无大害；但无圣灵无学问的人，东施效颦，经常使用，就不免牵强附会了。但他有时把外国地名人名的译音，也照样拿来望文生义，或拆开来解释。例如：“格拉森（见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我喜欢根据中文的字眼解释这三个字：格――各个木（少数的）――拉，引领，森――木林――（多数的）。意思说，只要有一个人真正得着救恩，便能引领许多人归向救主。耶稣在这格拉森岸上虽然只救了一个人，可是借着他，全地都得闻救恩，主耶稣最看重那种‘格拉森’的工作。他格了一个撒马利亚妇人，便拉了全城的人；大马色的途上格了一个扫罗，便开了教会的新纪元，拉了无数的人。”
他并浊这样的拆字解经，而是用来另有新义引起兴趣。他拿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和约拿书一起讲，用诗篇来对照马可福音，拿创世记的创世工程七阶段来比较他自己的经历。幸亏他没有在这方面发展下去。关于这一点王明道先生有如下批评：
“一九三二年的春季我到山东几个地方领会，听见一些信徒述说他对圣经所下的解释，使我心中对他起了很大的反感(那时他正好在山东一些地方领过会)。因为他讲解圣经中人名地名的意义，丝毫不顾原文，只按汉文的字义任意讲解，就如同他解释彼拉多一个名词说‘彼是他的意思，他拉来的人多，是证明你拉来的人少。’他又解释大利拉一个名词说：‘财利大了便把人拉到魔鬼那里去。’那时我已经听说他是一位留过学的人，他决不会不知道圣经中的汉译人名地名不过是译音，怎么竟会这样曲解起来呢？、、、、、因此我对他很有了一些不好的印象。不过我不深认识他，也没有听他讲过道，因此不能有什么表示。及至一二年以后我在一些地方看见他工作的果效是那样奇妙，有许多人认罪悔改，有许多人信主得救，有许多信徒得了复兴；又听见他是那样勇敢责备群众和教会的罪恶，不畏权势，不计毁誉，在几个地方甚至有人准备起来殴打他，因着主的保守，他未曾遭遇他们的毒手。我又听见他那样大声疾呼不顾性命的讲道，我便承认他实在是主特别兴起特别使用的一个人，从那个时候起我对他的印象完全转变过来。他对圣经的解释虽然有些不合原意的地方，那是因为主给他的恩赐是招呼罪人悔改，不是讲解圣经、、、、、”
但对于宋氏按中文字义解释译名的方式，以至被指为望文生义曲解，据当时在场的郑遂蓝女士记忆和出版的记录，有些是以讹传讹。郑文说：
将地名人名任意“释义”，谅旨在加深印象，易于记忆。不过有时也会传闻失真，不足为据！比方说，有人告诉王明道先生：宋博士把彼拉多说成“他拉来的人多，是证明你拉来的人少。“但我所听的却不是这样（我亲耳听过两次），他是说：彼拉多的失败就在于他（彼）拉多，给群众的喊声慑服了！他明知耶稣是无辜的义人，存意释放他，无奈多人的呼喊”除掉他，除掉他，否则你就不是该撒的忠臣！“令他昧良将耶稣交给群众去钉十字架。他并非在讲解人名的“意义”，只是按译音的字面取些“教训”罢了。我听了深引为戒――“服从多数”并非绝对的准则。（罗十二：17）教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本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以恶报恶”在人们看来，原是天公地道的，只要报得不过份就合情理。圣经却教训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岂非悖乎常理？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慎思明辩，是否全乎真理去作，并作一味“拉多”，免得流于效法世俗，与众浮沉！
我们有难想象，当时中国，教育未普及，有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为了竞新尚奇，甚至对圣经原文字义一无所知，就贸然依中文穿凿附会，以至与经义违悖。这种事情虽然可能有的，但不是宋尚节应负责的。就象标榜圣经滥解的更多，圣经却不能负责一样。
五十三王明道的的推崇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宋尚节博士遗体下葬以前，开了一次会，由王明道先生讲道。那天到会的约二百余人，讲道内容，当时没有记录，但可以根据灵食季刊第七十一期王明道先生所著“宋尚节先生去世了”一文，窥见其大意，兹摘录如下：
宋先生实在是一个极特别的人。他非常聪明。他的缺点就是他任性。听他讲道，看他待人，与他同处，处处能看出来他是那样无拘无束，愿意怎样便怎样。因着他那样任性，不知触犯了多少人，使多少人对他起恶感，使多少人说他骄傲。其实他一点没有骄傲。他没有不好的存心，但他确是拙于处世。我听见一些人批评他，便为他们解释。我觉得在这些事上应当特别帮助他。所以当他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的时候，我就好好劝他。一次，我问他说：“有人告诉我说：他到你的屋子里去你，你驱逐他出去，你为什么这样作呢？”他回答我说：“我要祈祷，我要看圣经，我没有暇时同他说话，所以我叫他出去。”我对他说：“你祈祷读经不是为帮助人么？如今有人来向你求帮助，你倒叫他出去，这不违反你的初衷么？纵使你现在在急需安静祈祷读经，实在不能同人谈话，也当委婉向他说明理由，请他改日再来才对，怎么可以驱逐他出去呢？”他回答说：“我不会那说。”我对他说：“让我告诉你怎样说。”他笑了，我也笑了。我又向他说，“别人给你写信，你回信不回呢？比如有的教会写信请你领会，你能去或不能去，你怎样回复呢？”他说，“我若能去，就写信告诉他们几时去，若不能去，就不写回信了。他们得不着我的信，自然知道我不去了。何必再写信呢？”我告诉他说，“别人既给你写信，你无论能不能去，都应当给人一个回答，不应当使别人望眼欲穿的长久等候着。”他对我说：“没有工夫写那么些信。”我说，“你没有工夫也必须写。你自己实在不能，也当托别人替你写。”末后他接受我的劝告。我又向他说，“有人请你吃饭或送给你礼物，你道谢不道谢呢？”他回答说，“我谢谢主，我不谢谢人。”我当时告诉他说那是不对，谢谢主固然要紧，谢谢人也是不可缺的。我告诉他急需好好读一读信徒处世常识。他回答说，“你所写的书我都喜欢读，就怕读那本信徒处世常识”我说，“你最需要学习如何处世。你虽然怕读，也必须读，我要强迫读这本书。我下次来看你，就为你带一本来。你必须应许我好好用心去读。”他向我作出小孩子的笑脸来，表示我是在难为他。我们两个人笑了好久。最后他点头应许了。第二次我来看他便给他带一本来。他也履行了他的应许。虽然我没有再问他有没有好好用心读这本书，但事实告诉我说他确是好好的读过。因为第二年我到香山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会见人鞠躬行礼，会出来迎接人，会起立让坐，会向人道谢，当客人告辞的时候还送到大门外，向人说再见。这些都是他向来不作也不会作的。他一见着我就操着那福建音的国语笑着说“处世常识”。意思是“我已经学了处世常识”。这句话他对我说了好多次。看他那种样子完全象一个几岁的孩子，天真烂漫，毫无矫饰。有些人因为他待人那样轻慢，那样没有礼貌，便以为他是骄傲。其实他真是一点也不骄傲，他只是太任性太拙于处世而已。任性固然是他的大缺点，但他却有一些最大的的长处，其中的第一样就是他诚实正直，毫无虚伪。他不会同人钩心斗角，他尤其不会作伪欺人。他心晨怎样看，口里就怎样说。他里面有什么，外面就发出什么来，他决不敷衍人，也不瞻徇情面。他伤人就在这里，他得人也在这里。我最爱他的大原因也是在这里。
我知道的一些为上帝作工的人当中有才干的人也有，有热心的人也有，有恩赐的人也有，但要找里外一样，心口如一，丝毫没有虚伪的人却是寥寥可数。虚伪好象是我国人的特长，连热心为主作工的人也不例外。许多为主作工的人谈吐文雅，手段灵活，与人交际的时彬彬有礼，和善可亲。当你乍一见到他们的时候，真令你对他们发生无限的敬爱。但及至你他们同处的日子一长，你便看出来他们的那种虚伪诡诈，那种矫揉造作，真令人疾首痛心。看他们外面的表示听他们的口中所讲的道，真令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是主耶稣的好门徒，但一观察他们那种虚伪诡诈的言行，又不能不令我们承认他们是撒但的高足。许多为主作工的人在人面前是一种人，在家庭里另是一种人。当你看见他们的时候，纵使他们的脸上没有带着一副假面具，最少也是涂着一些化装品。你要寻找一个毫无矫饰毫无虚伪百分之百的本来面目的人实在不容易多见。宋先生便是这种少见的人当中的一个。他在人面前，在人背后，在讲台上，在家庭里，在生人面前，在熟人面前，完全是一样。他的短处容易被人看见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其他为主作工的人当中，有的短处比他的短处严重几倍，但别人却看不见；因为那些人会掩饰，会遮盖。他却是有什么就显露出什么来。许多人为这个批评他，我却为这个爱他。我不是爱他的短处，我所爱的乃是他的真诚，当然那些短处是不好的，所以应当改正。
有一件最可惜的事，就是有些工人在初蒙召初为主作工的时候，心是非常热，年纪也很轻，很有一种真诚正直的生活。及至作工的年日一长，经验丰富了，阅历加深了，正直的心不知道在佬什么时候竟渐渐变为弯曲，诚实的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竟变为圆滑。年老的时候并不是“老成持重”，乃是“老奸巨猾”。我看见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变化了。我也常常特别提醒警戒自己，怕自己不知不觉走到这种地步。宋先生去世的时候是四十三岁，也算到了中年。他作的工不算少，去的地方不算少，接触的人也不算少，受的打击也不算不重。如果他学会了圆滑弯曲，也是很不足为奇的事。但他到离世俗始终是那样真诚正直，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宋先生还有一样最大的长处，便是他的勇敢。他具有古代先知们的勇敢。他是一个向罪恶进攻的勇士。他毫不畏惧的责备社会中的罪恶和教会中的罪恶。他毫不顾虑到别人的攻击和反对。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名誉和安全。若不是主保守他，他不只多次会别人打伤，就是遭人的毒手，丧了性命，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常想：今日社会和教会中的罪恶那样蕃衍发展，世界到处都被魔鬼的势力支配着，非有如同古代那些象烈火一般的先知出来大大声疾呼不可。不计毁誉，不顾性命，不徇情面，不瞻前顾后，不畏首畏尾，拼命向罪恶和撒但进攻，这种人是现今世界和教会所急需的人，但这种人也是今日最不可多得的人。宋先生是这样的一个人，但他现在去世了如何能不令人悲伤呢！
宋先生特别的恩赐和使命是责备罪恶，劝人悔改，传扬耶稣救恩的福音，领人得救。他作这种工作，实在是别人望尘莫及的。讲解圣经却不是他的特长。他也没有治理教会的恩赐。他不大会认识人。他缺乏社会中的常识。他容易受人激动，也容易受欺骗。叫会去治理一个教会，领导一个团体，是不容易收良好效果的。有些人因为听他讲道得了救，得了复兴，又看见主那样大大使用他，便以为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作，便叫他却作他所不能的，那实在是一种错误，只要有一个人能讲道感动人，别人便请他解答一切的问题，无论遇见什么事求他的指教，而且都照着他所指教的去行，就象一个人一被主所使用就成上帝一样。这种错误若不彻底改正，不但不是教会的益处，也不是主的仆人们的益处。
从宋先生被主使用以后，我们看见一件令人哭不得笑不得的事，就有些人没有宋先生的恩赐和热诚，更没有他所得的呼召和使命，只因为他得到许多人的欢迎和拥戴，便也东施效颦般的学起宋先生来。他们学他的喊，学他的跳，学他责备人的罪，学他训人的表情，学他解经，有人甚至学他那样不顾礼貌，不和人说话。没有他里面所有的真实的好东西，只学得他一些外表，结果弄得画虎类犬，贻笑大方。他们自己还以为自己是第二个宋尚节，第三个宋尚节，第四个宋尚节，第五个宋尚节。旁观的人早已经捧了腹，已经喷了饭，当事的人还觉得兴高采烈，得意洋洋。这种情形真不能不令人笑了以后继之以哭了。
宋先生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的真诚，因为他真诚，所以他能被主所大用。因为他真诚，所以他能受人的爱敬。因为他真诚，所以的一些缺点也能被抵消。他讲道出于真诚，就是他在讲台上跳喊表演，也无一不是也于真诚。那些学他的人既没有他里面所有的恨罪爱人的心，又没有他怕有的那种热诚和能力，只是外面学了一些皮毛，那岂不是怕自己不彀虚伪的，再多加一些虚伪，又焉能不弄得画虎类犬呢？
我每逢读到旧约中那些先知书，便不能不钦佩景仰那些先知的勇敢忠心，和他们那种嫉恶和仇的态度。看到以色列与犹大两国的人民是那样悖逆上帝，行强暴，虚伪，诡诈，自私，淫邪，一切的生活与上帝的律法是背道而驰，但觉得那个时代真是需要这样的一些先知。同时我再看到今日中国社会的情形，并今日中国教会的情形，与当日以色列和犹大国的情形正无独有偶，形影毕肖，便觉得今日的世界和今日教会，也需要象古代的先知那样勇敢忠心，嫉恶如仇，不畏缩，不徇情面，放胆责备罪恶，把名利性命一概置之度外的先知，起来大声疾呼，使这些悖道的人们回轨归向主。今日中国教会中的传道人，有学识的尚能找到几个，有恩赐的尚能找到几个，有敬虔生活的又能找到几个，惟独勇敢忠心，疾恶如仇，不畏缩，不徇情，把名利性命一概置之度外，去放胆责备群众的罪恶，不怕受众人的反对攻击的传道人，简直是寥若晨星。宋先生是这样的一位，然而他又离了世界，再找象他这样的人还可以找到几个呢？宋先生去世安息了，但主的工作决没有停息。他在今日仍是召选他看为合用的人。他的能力仍是要大大的临到那些为他作工的人。他先发出一个呼声说：“我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赛六：8）然后他要对他所差遣的人说：“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耶一：7－8）“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耶一：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