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小传
宗教改革家，尤其是加尔文，提出一项重要的教义，即信徒"人人皆祭司"的观念。因而教会开始从中世纪的神职专权的窒息中走出来。这个教义论及神在创造诸世界时赐给人一个特殊的地位，神也赐人思想和言语去宣扬神创造的荣耀，人代表所有无言无语的受造之物表达对神的感恩。这一灵性亮光还引伸出一个更高的属灵素质，它回答了教会早期教父曾提出的问题，究竟怎样才是基督徒，在加尔文传统看来，基督徒和世上的普通人表面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基督徒活现福音，在生活中实践福音的本质，所以基督徒理当是最好的公民，最好的商人，最好的水手，做最好的丈夫、妻子、父亲、母亲、主人、仆人……。因此，十六世纪时，人们公认基督徒的道德行为是最高尚的，十七世纪一位神的仆人亦说："我们就是扫地、打扫卫生间，也是为了神的荣耀。"也正是由于这种源自对神创造之奇妙的敬畏和感恩，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建起了架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影响后世既深且巨的属灵伟人加尔文，却没有留下任何按立圣职的证据，我们也许会感到很惊讶，原来他终其一生是个平信徒，他也是个隐藏的人，很少谈及自己，以致我们对他的生平知道得很少。我们若把加尔文与人比较，他的神学思想可以和奥古斯丁媲美，是喜马拉雅山的诸峰之一，列身于伟大的神学家中；而他与神的关系一如使徒约翰，他把人的注意力引向永活的神。加尔文属灵观的特点：就是他对神的荣耀和神的超越特别敏锐、特别热衷，他的神论尤其崇高，他的确是一位把自己掩没在神荣耀里的忠心仆人。一、加尔文的生平加尔文一生中共有三次谈及他个人的背景。临死前他将他生平资料告诉在日内瓦和他一同事奉的长老，在这以前几年，他最详细的一次叙述他的生平，记载在他所写的诗篇注释的引言中。加尔文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加尔文与诗人大卫的不同，在于诗人大卫在神面前任何时候都会将他所有的情感完全表达出来，而加尔文在神面前只在某些时候才将某些情感表达出来。"加尔文正是在查考诗篇、写注释的时候，感到这亦是他谈个人生平的时候。约翰·加尔文于１５０９年７月１０日生于法国诺阳（ＮＯＹＯＮ）古城，其父顽固严厉，很有野心，曾任诺阳主教之秘书职，与社会名流多有往来。其母秀外慧中，兼敬虔有灵性，在加尔文６岁时就去世，不久父亲再娶。加尔文似乎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亲期望自己的儿子受教育，但又觉得在教会工作无钱可赚，所以当年轻的加尔文想接受教会按立的时候，其父却坚持要他读法律，因为收入较高。加氏从小家学渊源，饱受法国式完美之教育，在１５２３年（仅１４岁）以未及弱冠的少年进入巴黎大学深造，他那文采焕发的拉丁文就在那时打下基础。自１５２８至１５３３年先后就读澳尔良、勃鲁、巴黎三所著名大学。１５３１年父亲去世后，专攻希伯来、希腊文及拉丁文经典，受业于法王委派之皇家讲师门下。加尔文为人谨慎，沉默寡言，勤于职守，工作按步就班，就学期间以清晰的思辨与逻辑分析的精确为师友所称道，因其学问进步神速，所以时有被邀请为代理教授，同班同学无不静聆其教益。这时，他勤奋写作第一本书是评述辛尼加（Ｓeneca）所著之《论仁篇》，该书于１５３２年４月出版，是一惊人的博学著作，对道德价值也有深刻认识，但加尔文在书中并没有表现出对当代宗教问题有兴趣。自１５３２年春至１５３４年年初，加尔文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转变"。转变的原委无法确知，但其经历的核心是上帝通过《圣经》对他说话，上帝的意志必须遵从，宗教信仰从此在他的思想中占据首要地位，加尔文自己说（未提时日）："由于突然的感召，上帝征服了我刚硬的心，使它成为可教化的"。这简单语句无疑隐藏着他内心的长期斗争。在另外的地方他说，为着对教会的虔敬，他要有意地反抗自己对更正教（新教）的倾心。但他终于说服了自己，认为对教会的真正忠心包含着"努力纠正它的错误"。在此期间，１５３３年１１月１日，加氏的密友科普当选巴黎大学校长，发表就职演说时借用伊拉斯谟和马丁路德的话，要求改革教会，触怒当局，加尔文被人嫌疑为这篇讲稿的撰写人，不得不外出避难。而以后（约１５３５年）他为一部法文译本的新约写序，其中所用的语句，可以清楚看出他完全承认自己的立场和那些正在遭受迫害的法国更正教（福音派）是一致的，他说："如果我们从这一国给驱逐出去，请记得全地都是属于主的，如果我们给抛出地球之外，请记得我们并非给抛出上帝的国度"正是这一认识的日益深化。１５３４年５月４日他回到诺阳，其间曾被关押，虽不久便获释，但法国对他已成为危险的地方。约在１５３５年新年时，他安全抵达新教控制的巴塞尔。为说明法国迫害新教有理，法王于１５３５年２月发表公开信，指控法国新教煽动无z /-府主义，这是任何z /-府都无法容忍的。加尔文感到有必要为受诽谤的同道辩护。为此，他在昂古勒姆匆匆写成《基督教要义》（一译《基督教原理》），书前附有一封给法王的信，可谓宗教改革时代的文学杰作之一。措词彬彬有礼、典雅庄严，对新教立场作了极其有力的阐述，驳斥国王的诽谤，维护新教的信仰。其时，法国的新教信徒，还没有人用如此清晰明白、严谨有力的语言（不难看出他法学训练的律师才能）阐述过自己的信仰。该书一出版，年仅廿六岁的加尔文一跃成为法国新教领袖。以给国王的信为前言的《要义》在１５３６年出版时，远不如１５５９年他第五版修正后的最后定本那样完整；但当时已经是宗教改革运动产生的最具条理、最有系统地阐释更正教教义和新教基督徒生活的通俗著作了，当本书出版数周后，德国的宗教改革家布赛尔致书加氏："主拣选你做他的器皿，特要带给他的教会丰盛的祝福"。这本书成为诠释基督教教义的里程碑，是加尔文个人从未意料到的。其实他写这套书的主要目的，乃是为受逼 -/迫的朋友辩护，他们当中有些是被绑在杆上烧死的，加尔文在书中为他们的死提出抗议，因他们的死是为了纯真的圣经信仰，而非迫害他们的人所认为的异端，"在主眼中他们的死是何等宝贵。"１５３６年，加尔文计划遁居于施特拉斯堡，为避战祸，他于７月的某一天宿夜日内瓦，该地改教领袖法雷尔立刻赶到旅舍苦苦劝说，执意留他："你只是随心所欲想独善其身，我奉全能上帝之名，假若你拒绝在此间教会工作，贪图平静的研究生活，上帝将会咒诅这种生活。"加尔文后来也说："觉得上帝好象从天上伸出大能的手，降大任在我身上，停止我前进……我是那样地诚惶诚恐，没有继续我的行程了。"于是加尔文硬着头皮留下来，同年九月初一日，这位年仅廿七，精力充沛、黑头发、高眉毛、瘦削、有着修剪整齐的褐色小胡子和黑得发亮的眼睛，一双光圆的手和非常灵活的手势，口舌明快，语言清朗的法国青年，在圣彼得堡向一群牧师和市民演讲，当时那位市议会的书记忘了他的名字，只在记录上写下："聘用那位法国人。"这便是今天为全世界所熟知的一件伟大工作的开端。因着无法对那些倔强的市民施行训练，两位改革家于１５３８年三月相继离开日内瓦，加尔文遂到施特拉斯堡，在那里加氏享受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优游岁月，从事牧会、教导及写作。认识了许多新教朋友并和改教激进派遗孀波蕾结婚（夫人在１５４９年去世，伤心的丈夫加尔文写过不少悼亡文章，说她是自己最好的伴侣和贤内助）。在此期间日内瓦的情形纷乱，改教派重新掌权后，经当地行政长官的不断督促和法雷尔的一再来函劝说，加尔文乃于１５４１年重返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和市政工作。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的改革有由他草拟了教会律例，作为日内瓦教会的宪章，为其改革宗教会奠定了组织方面的基础，在这制度下，教会的大部分责任是放在平信徒的长老们身上，另外有一个健全的"牧职"，包括学者教师，那些生活腐败、怠懒放荡的人，须由教会长老和牧师等在教会法庭上以爱心劝诫，必要时则加以开除。一般认为日内瓦的这一种严格的训练是受曾研究过法律的加尔文的重法主义思想所影响，其实，加尔文是在追求使无形教会成为有形的"圣徒相通"，就是他和马丁路德共同认可信经中所指的"圣而公之教会"，污秽的罪人以及凡不履行他们的社会责职的，都不许进入这神圣团契或享受作为其凭据的圣餐。这种惩治是为着使圣礼不受侵犯。把日内瓦建成神治邦城，为圣徒相通提供自然环境。从而适用于圣徒的惩训在获得民选行政长官的同意下，亦适用于全体市民。那些"沉湎于罪中之乐"放荡生活的日内瓦人，处在这种封闭夜总会，禁止跳舞、赌博及奢侈装束的惩训之下，都畏缩起来了。原来早已规定而没有执行的条例，现在在明确的原则和教会法庭及议会的督促下，雷厉风行，有好些人受到严厉处分；治乱世用重典，这种铁腕作风一直持续至１５５５年，这位自称"天性懦弱"的改革家，历经无数艰险，打败许多劲敌，让许多刚强的人无法仿效。加尔文是一个学院式的学者，没有路德所具有的对普通人的吸引力。他的听众多半为知识分子，在日内瓦要不是因为当地的知识水准很高，他可能失败。可是由于他之承认平信徒在教会中的重要地位及政zh i上之代议制度，深得人民信服，其神治政zh i也就是民zh u，他清除城里的污秽社区，为贫民建设济贫所，又建设一所举世闻名的日内瓦学院。日内瓦把新教精粹播向欧洲各地，也吸引各地因信仰遭逼 -/迫的难民趋之若鹜，著名的苏格兰改教家诺克斯称之为使徒时代以来最完美的基督学校。的确，加尔文给新教的一套教义及神学理论可与天主教阿奎那所著的"神学大全"抗衡，他也为着新教各宗派间的合一努力，在他所写的许多灿烂有力的小册子和内容丰富的圣经释义里，他不断地卫护及促进新教的主张，以对抗当时罗马天主教复起的势力，他还鼓励经商致富，宣称执政理财同担任教会职务一样，均可视为受命于上帝，这一精神也影响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奠基与发展，而加尔文自己却一生安贫乐道，两袖清风。每天须应付的日常工作已经是异常繁多，还勤勉不倦地写出许多有价值的著作，除了他一生不断在扩充修正的《基督教要义》之外，加尔文几乎把整本圣经（除了启示录）六十六卷都注释了（其中大部分是在他离世前十几年疾病缠身的情形下完成的）。此注释的英译本就涵括五十五大卷，若再加上他的一大札信函及文件、教会著作，可谓著作等身。如果路德号称为"圣经翻译家王子"，那么加尔文便是"圣经注释家王子"了。繁重的工作打击了他衰弱的身体。他的巨著多半是别人睡觉或在极度忙碌工作中抽空写作的。以后一连串的恶疾侵袭了他，躺在床上，他仍然执行他的责任，一直到最后。１５６４年５月２７日当他过世的时候，日内瓦小议会在公告中说："上帝给他一种峥嵘伟大的特性。"二、加尔文的气质与灵性总括加尔文的忧患一生，在廿五岁的黄金岁月就因信仰的缘故而成为流亡学者了，廿七岁就中断了学术研究的美梦而被推上宗教改革的舞台。二年之内得子复失，三十九岁丧偶，加之长期颠沛流离，又牧养由难民组织的教会，食少事繁，巨细靡遗，以纤细的学者性格投身于狂暴的宗教改革洪流，面对各种不断的反对、攻击、毁谤及中伤，加上疾病缠身，必须时刻追求由上帝而来的安慰和保证，由此加尔文内心世界最大的特点就是深深地体会到需要倚靠神。因此，他谨守"神尊人卑"的立场，其神学理念不但对中世纪那些走入抽象思辩迷宫的神学家是当头棒喝，对现今基督徒也提供了重要的信仰省思。一如马丁路德所言"神学出于体验"，加尔文的人生处处烙上了神爱的印记。加尔文的灵性还表现在其天性里的敏感、害羞、畏缩的气质中，幼年的丧母之痛使内向的他本性退缩，总是渴望享受宁静的生活，所以他对自己的归主蒙神选召感到非常惊讶。当他开始讲道，成为受人欢迎的教师之际，他却希望能到一隐密之处，脱离人群。隐退的心愿达不到，想隐退的地方却成了公共学校，虽然他愿过隐居的生活，神却让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不得安宁，反而把他摆在水银灯下。他在日内瓦遇见很多困难，听听加尔文自己说："虽然我承认自己本性懦弱、柔和和胆小，但一开始我就要承担这些巨风大浪。"从中我们体会到加尔文在神的托咐及话语下单纯的顺服。曾有一段时期他被赶出日内瓦，那时他感谢神，他终于可以隐藏起来了。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再次被推出来，重返日内瓦，一直到死。他说神似乎藉大卫的一生，带领他走每一步。这对加尔文是无比的安慰。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加尔文的软弱、胆怯和害羞，他才更加体会神的恩典在各方面的确是够用的，也正是由于他的甘愿隐藏，才让神的荣耀更完全的彰显人前。很少人象他这样毫无保留地信赖神，他决心让神进入他的思想、情感、意志和想象中。他所有的人际关系，无论在道德、知识和属灵方面，无论是个人或社交的，他都让神居首位。所以加尔文的神学知识是满有生命力的，是经历性的，他的属灵观和神学深受他对圣经的认识所左右，神的话语提供了客观的实存，圣灵乃主观的因素。因此，真正对神的认识，乃是神的话语与圣灵合作下传达给人的，圣灵光照人心，使人看见圣经的真理。因而导致确信、认罪和明白，远超过理性的范畴。我们发现加尔文还强调内向性，即个人和个别的敬虔，但同时亦提醒要逃避主观性的危险，因为神的话语有其客观性，他认为神学不仅满足理性的追求，亦包含在生活中落实真理，他是个忠心耿耿的人，他纪念那些为主牺牲的弟兄，为他们的声誉提出辩护。他在《基督教要义》这本书中说："我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想让人知道这些人的信仰是什么，让人看到那些破坏他们声誉之人的邪恶、谄媚和不信"。他反对苦修主义，赞同欢笑生活，实际上他对自己的工作却抱着一种苦修而不求安逸的精神，他极力称赞造物主创造星宿的巧妙，却无瑕停下来欣赏它们。他一生都在不断地修订《基督教要义》使其不断完善，从初版至最后修订版历时２５年，篇幅扩充了５倍之多，但"他的教训自始自终是确定和一贯的"（其友伯撒语）。在最后的修正版，他把这部书修剪到各部分都配合得很好，好象一棵生长均称的大树，枝叶繁茂，果实累累，其专心与精益求精是对今天许多基督教领袖一本又一本不负责任之写作的审判。他的勤勉让那些关心他的人都奇怪为什么"有如此坚强高贵心性的人会有如此脆弱的身体"。当他病症加重加多时，仍然"没有人能劝他休息，即使不得不暂时放下责任（他总是极不情愿），也仍然在家里替访问他的人解答问题，或口授代笔，不顾及自己的疲劳。"这表示他在实际责任方面是何等认真的一个人。三、加尔文的教义及其影响除了上述谈及"人人皆祭司"的教义外，以加尔文为代表的改革者还提出一种神学教义--即工作呼召论，有效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十六世纪的改革者说神的呼召有两种，即"特别呼召"和"普通呼召"。改教者对这两种呼召的解释如下，即普通呼召"是指信徒蒙召过信心的生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来１１：６），信徒一生最主要的工作乃因信而活。然而，在普通的呼召之外，还有特别呼召。比如说，一位姐妹可能蒙召作母亲，处理家务；另一位蒙召站讲台传福音；另一位蒙召作科学家，象那些植物学家等等。所强调的正是我们今天福音派的人常常忽略的观念，即特别呼召乃次要呼召，普通呼召乃首要的。蒙召作医生、护士、教师等并非主要的，最主要的乃是蒙召作神的儿女，不是站在什么地位上，乃是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不在于我们的专业，乃在于我们是否在基督里。假如人的身份在于他所选择的职业，这完全曲解了加尔文拣选的教义，他强调的乃是基督徒过信心的生活，比人选择职业更为紧要，今天的年轻基督徒之所以深受作职业抉择之苦，乃因他们接受了世俗的看法。今天我们觉得按立人全时间作传福音的工作非常重要，有严肃的仪式，但我们若真正相信"信徒人人皆祭司"的教义，那么我们亦当有同样严肃的仪式按立护士、秘书、或主妇，因为这才是拣选的正确意义，即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工作，人被按立都是为了荣耀神。宗教改革者加尔文他们强调一个真理，即人当在蒙召的岗位上尽职。"凡你手所当作的事，要尽力去作"（传９：１０）；"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耶４８：１０）。因此我们要爱惜光阴，在工作中全力以赴。除此之外，改革者加尔文他们又说，我们的呼召包括我们有责任在爱中彼此服侍。这让人想起马丁路德说过的话："当基督徒作众人仆人的时候，他是最自由的"。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教导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人若重视专业生活过于信仰生活，他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激励他在专业上的发展。同样，基督徒羡慕作圣工，治理教会，必须先齐家，否则不适合承担教会重任。换言之，家庭的治理是首先的，这是改教者们所强调的。宗教改革时期的情形异常复杂，随着旧制度的崩溃，亦使人生出非份之想，令当时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秩序面临解体的威胁，在这混乱之际，加尔文毅然站起来，负起界定基督教对生命、工作、教会及社团生活的定义，重新发现圣经的教训和圣灵的能力等问题的关联，从而提出对当时的欧洲很适切的新建议，帮助当时的人达到一个清晰的异象，建立了被后人称为"加尔文主义五信条"的教义神学架构：１、人全然败坏不能自救，乃是圣灵使人重生，靠神所赐信心称义。２、无条件的拣选，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完全出于神至尊无上的旨意。３、特选的救赎，指基督代死的功劳足够涵盖全人类，但实际的果效却是为"选民"（指蒙拣选的罪人）而设。４、圣灵有效的恩召或不可抗拒的恩惠，指神的恩典绝对不失误，凡他所预定得救的人必定蒙恩。５、圣徒永远得蒙保守，指凡蒙拣选得救的圣徒必不会从恩典中失落；神的拯救，从一而终，圣徒蒙全 - 能 - 神的大能保守，其救恩永远不会失去。所以整个救恩的过程（拣选、救赎、重生）都是神的工作，而且完全是出于神的恩惠。因此，是神而不是人来决定谁将是接受救赎恩典的人。加尔文的神学博大精深，绝非有限篇幅所能揽括，他属灵质素的影响既深且广，从他留给后人的与当时代各阶层人士以千计数的书信往来中可见一斑，乃至其一生倾注心血完成的《要义》，在加尔文来说，他所写的既是至关重要的神圣事业，就必须用最严谨的辞语。我们容易从他的大小作品中领略到那份虔敬奥秘的气质，难怪有人说他是一位卓越的"精通语言--上帝的语言和人的语言的人，他对于那为真理服务的语言的力量有着近乎绝对的信念，而他自己深深觉得其能力是建立于圣经的能力之上，认为神学家的任务在于阐扬及实行神的话语，加尔文因为有一种基本的、恒久的情感，正如他的朋友伯撒所说的，是一个具有对上帝完全奉献之情感的人，所以他心灵活泼，立论有力，他把博览群书的知识和奇异的记忆力都应用在他阐述弘扬永恒真理上，处处都彰显上帝在他这样一个谦卑隐藏自己的人身上之莫大荣耀。十六世纪改教家，尤其是加尔文留给后人的正确教义，影响了许多追随真理的信心伟人，十六世纪末的德国敬虔主义先驱及后继人把宗教改革带到了德国的最基层，与此同时，英国出现了清教徒运动，进一步扩大落实了宗教改革的教义，英国人中有不少信徒开始追求过圣洁的生活。英国在十八世纪还有一个注重灵命更新的遁道主义运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福音派运动，可算是第四个更新的运动。以上四个更新运动的基础都建基在宗教改革的教义上。而这改教运动的先贤之一约翰·加尔文隐藏自己于神荣耀中的忠心见证，也一直是激励后人的美好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