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怜恤长老1923年11月8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县，现年90岁。2014年5月8日笔者在张家界福音堂看到周长老带领老年小组查经，他细心地对组员讲解圣经及如何预备查经、小组分享等课程。讲课过程中有几位组员私下议论，很佩服周长老思路清晰、言传身教。小组聚会后，笔者采访了周怜恤长老，其自述内容如下：
（一）
我原藉湖南零陵县花桥。我家附近居住着一位外藉传教士，传教士家就是一个聚会点。每天晚上在他家里都有福音聚会，小时候出于好奇心就去听了，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生平的故事及劝人信耶稣等道理。参加次数多了，对传教士也有认识了。那时候聚会前都要打铃，这铃声就是通知大家聚会就要开始了，让大家尽快来。有一天传教士问我愿不愿意在聚会前帮助他打铃，我就答应了这项工作。每晚早早地吃了饭，就到教堂拿出铃到大街上去打，从上街打到下街。
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救了传教士的一位孩子。有一天，传教士的孩子和一群小伙伴在河边玩耍，他一不小心就掉进了水里，当时小孩子们看到传教士的孩子掉进入水里都被吓哭了。我看到后，立刻跳进水里，把他救了上来。他的母亲为了感谢我，请我吃了饭，并送了糖果等礼物给我。
十二岁时我在邰陵中学读书，最爱我的母亲在这一年去世了。我那读书找出路的梦想彻底破灭，但是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坚持读完初中。一方面本族的人同情我的苦境，另一方面我依靠假期打工赚钱。初中毕业后在亲友的帮助下去了长沙健康诊所当学徒，一年以后我又在亲友的帮助下参加了第九战区第九医院大队第一分队工作。抗日战争胜利，我从部队退了下来，到衡阳诊所工作，后转入安仁县卫生院工作。
（二）
1947年6月经人介绍我离开安仁卫生院来到了大庸卫生院工作。当时正值国大代表的选举，场面紧张骇人。对于一个无亲无靠、无党无团的异乡客来说，根本没有资格参与投票，只能在旁观看。在那里举目无亲，身处异地，我内心极其孤独，苦闷无聊。一天下午，有一位中国妇女带两位外藉妇女到卫生院买药，是我接待了她们。经过交流后，得知其中有一位姓袁的是医生，她在津市津兰医院工作。那位中国妇女姓田，在大庸福音堂驻堂，是位教师。另一位外藉妇女也姓田，也在福音堂服侍。不久，又认识了另一位同事田际露，她全家信耶稣。在她这里我得知本院另有一位姓宋的女裁缝（给院长缝衣服）她也是信耶稣的。以后，她们带领我去教会聚会。在教会里认识了易慈生弟兄、郭弟兄两人，另外还参加了主日学青年班学习，认识了白光明牧师。
那时候卫生院看病的人很少，院长、医生整天在外面应酬或打麻将。我闲着无事，有时间就去福音堂聚会，另外还认识当地一群年轻人，晚上把他们带到教会与白光明牧师交流。
钟光荣家在大庸可算是屈指可数，他家开织布行，家里有织布的师傅、徒弟等杂工，我和这些人渐渐熟悉起来，后来就加入他们。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学习查经、唱诗。有一天，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协商，决定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按圣经八福给自己取名。结成了‘八福’弟兄，我更名为‘怜恤’--太5:7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从此我们八个人更加的亲密，正如《诗篇》133:1-3（大卫上行之诗。）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的婚事也是七位弟兄给我操办的。
民国时期医院里权利争夺很激烈，若没有‘靠山’、‘背景’在一个医院里是不长久的，随时面临被淘汰的处境。对于我一个异乡客而言更是如此，换了新院长不久我就被辞退了。那时我搬到了钟光荣家住，另外白光明牧师也帮我介绍去津市津兰医院工作，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找到。1949年3月经白光明牧师介绍我去慈利圣经班学习，伙食费由白光明牧师、袁医生负责。在学校期间接受洗礼（9月）。当时国内政zh i发生很大的变化，芬兰传教士都要回国，学校被迫停办。我就回到大庸，当时大庸政zh i斗争激烈。白光明牧师化妆成农民，手牵着两只羊，穿着短裤悄悄地离开。我一同陪白光明牧师从大庸到慈利，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我就返回大庸，住在福音堂内，帮助牧师、教师种菜、砍柴。
（三）
1949年10月大庸解放，我协助解放军打预防针，直到1950年9月卫生院正式成立，我就参加了卫生院的工作。1951年我报考了南京神学院举办的圣经函授学习。1953年环境越来越紧张，聚会越来越少。文g e期间基本上停止了聚会，并被单位开除下放到沅古坪双柒桥孙阳坪金岗坡生产队。1976年6月回到原卫生院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又说我犯错误被下放。对于一个异乡客而言，我无依无靠，在那艰难的岁月里神是我的帮助，他引领我走道路。
1985年6月我重新恢复聚会（家庭聚会）。这次恢复聚会主要原因是神给我一个异象（1985年6月20日），我看见了一座高大闪闪发光的高山，在山的中间有一块很高的石岩，两旁有高丛入云的石壁，白光闪闪，霞光万丈，光线剌眼，令人无法睁眼观看。此时一位老者指示我观看石壁上的两个字“同治”。我经历这异象后，仍然不明白异象中的意思。我曾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我不明白“同治”这两个字的意义，是不是主提醒我同治年间呢？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在思考“同治”是何意。但在这异象后，主的灵时常感动我，激励我站出来为主作工。但是我对圣经也不明白，如何教导别人呢？于是我如饥如渴、日夜不停地读圣经、学习真理，每天写灵修笔记，安题、点作记录。在1985年10月13日我被指名为临时筹备小组人员之一，另外我建议教会去周边农村看望羊群的情况。此后，我就下到农村教会寻找过去的信徒，一家一家地寻找，一个一个地探访。许多信徒多年没有聚会，他们不理解、不信任、有冷眼相看、阻挡、嘲笑、谩骂等等，但是主的灵在我的内心不断地感动我，让我爱他们，用圣经的话教导他们，使他们明白真理，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在那段时间里我深入农村和一些弟兄打成一片，信徒的难处、疾病、叹息牵动我的心。我用圣经的话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为他们祈祷，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该说的话我一定要说，不强调按个人的意见去办事。说不说是我的事，听不听、办不办、改不改，不是我的事。我主张：各信各得，你信你得，我信我得，不信不得，各个管各人，自己管自己，自己审判自己，自己责备自己。
1986年我在张家界福音堂担任堂委七成员之一，1989年被选为省两会委员。后被按立为长老，一直在张家界福音堂服侍。
在服侍的过程中我渐渐地明白“同治”的真正意义，是主指示我要与他一同治理他的教会。我本着这异象坚定不移地为主作工，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愿主悦纳，愿他的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中。
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契，他有别于社会的其它团体，但又有团体的功能存在。中国基督教会有历史的、文化的处境，我们要考虑教会在中国的民族性、国际性、群众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同时又要考虑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生根发芽。这是当代中国本土传道人的使命和责任，这就是我们提出来的，中国的基督教要按照中国的国情、文化处境下寻找一条出路。解放前教会发起的自立运动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方向，我们如何在新中国走好‘自治、自养、自传’路线，并落实信徒的信仰生活：爱神爱人、爱国爱教。（这些话是一位属灵的长辈给我们这一代传道人的提醒）。
后记：采访结束后，周长老把多年的灵修笔记本给我，他说现在每天坚持读圣经写灵修笔记，我在本堂要求每位服侍的人要养成良好的灵修习惯，很多弟兄姐妹不理解，认为我要求严格了。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准备，如何牧养自己的羊群呢？并且他对我说，他写了很多本灵修性的文章及日记，希望有主内的肢体能帮他打印出来，可以帮助更多的肢体阅读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