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后来持续影响世界的思潮，其观点汗牛充栋，莫衷一是。若从神的道来观照，或更透彻。
更多认识神，看神的作为
人类今天享有的现代文明，莫不受益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此前更早的文艺复兴，当是变革突破的先声。文艺复兴其实在11-12世纪时期教会内就已完成，将历史、文化方面的文献及其思想做研究，并融进神学教义。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相较而言，更专注于自然科学、物理学和数学的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典籍。那时的伟大作品多是为信仰而作，而且许多艺术作品得到了教会的赞助。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思想也在此过程建立：摆脱过往诸多的束缚；强调人的理性和自由。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归根结底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推动。由此而生的新文化随着全球一体化逐渐混合成为普世价值。
这是人的胜利，还是神的作为？从神启示祂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一位，才能对此问题做出回答。圣经中神启示说自己的名字主要有两个。一个是Elohim（以罗欣），意思是能力、能量、大能者、掌权者、全能者；一个是Yahweh（耶和华），我是一个我是，是什么呢？是永有的，又是现在的，是一切的源头，又是及时的供应。Elohim（以罗欣）重点在祂是万有的主，全能的神，更多指着神和宇宙万物的关系；Yahweh（耶和华）重点在祂是个人的神，永远的神，根要在神和人的关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的神。同时隐含了神也是一个人。什么样的人既是神，又是人？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神真实地成为了我的神，又是过去、现在、未来永远同在的神。
论及信仰，根本离不开神和人的关系。神和人的关系体现在哪里？信心里？那有可能是人自以为的信心。信心的正确生发当在神和人的约里。神对于人而言，有七个特定的约名：
1、神是预备者。耶和华以勒，神必预备。无论信与不信，人的哪一样不是神的预备带领在先，人的信心、跟随、发现、得着在后呢？
2、神是医治者。《出埃及记》15:26“因为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在现代希伯来文中，医治者是医生的意思。这句经文更准确的翻译是：我是耶和华，你的医生。
3、神是我的旌旗。耶和华尼西，旌旗是神荣耀的名，圣灵是旗手，耶稣基督是旗帜。举起旌旗就显出军队的归属、得胜的信心和争战的勇气。
4、神是我的平安。耶和华沙龙（沙龙在希伯来语中意思是平安）。平安的真义乃是因着神，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得胜有余，自由荣耀。
5、神是我的牧者。牧者是一种非常直接和私人的关系，是人完全的供应，完美的保障。
6、神是我们的公义。“在祂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祂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只有神，才能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
7、神是我们的同在。常以为神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进入天国，其实神是要让天国进入人，祂自己要来与人同住，“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而神与人的这些约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约翰福音17:21）这样的一位神会不会因着政教冲突、教阶制度、教会腐败等而停止祂对人的爱，不再守祂的约呢？会不会因着人为的阻隔，神就不和祂的选民维持活泼的生命关系，并放弃对人类的护理和成全呢？不会的，否则祂就不是真正的神，仅仅是称为神名下的人利用的工具或偶像。
两者的相辅相成
大多以为宗教运动（包括宗教改革、和宗教改革以来几次灵性大复兴、福音浪潮等）和启蒙运动（包括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在强化的各种人文理性主义）是相冲突的，其实两者皆出于神的作为。不信？先看圣经中一处小小的常被忽略的细节：神早就将迦南地应许给了亚伯拉罕，四百余年后也如实地领以色列出了埃及，进入了应许之地。同时神又将非利士人领出迦斐讬，到达迦南地。两族之间几乎始终处于战争状态。非利士人不断搅扰以色列人，直到合神心意的大卫兴起，才治服他们。王国分裂后，非利士人又重新抬头。尤当以色列人不敬拜、顺服神的时候，非利士人就狠揍以色列人。
神为什么这么做？无从知道，神也没做解释。现在能看到的就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发起的总目标是一致的，是要从教权垄断和人为压制下解放人，实现信仰的自由、理性的自由。从这个角度看，两者可谓相辅相成，各自从不同的层面发力，得地为业：从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中都得了光照，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自身的贡献。这五百年来文明的突飞猛进超过了以前几千年的总和。
启蒙运动的路径：法语“启蒙”的本意是“光明”。当时的启蒙运动家们认为人们处于黑暗之中，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引向光明。大部分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思想家，都视自己为信徒（休谟、霍布斯等少数例外）。他们反僵化的宗教，并不反对上帝。比如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把教皇比作“两足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恶棍”，说天主教是“一切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但他极力主张信仰自由和信仰上帝。卢梭等自然神论者提出人的理性乃是自然的赐予，而不是宗教或“文明”的产物。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人应该自己独立思考，理性判断，强调人的重要性，人就是人，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工具。
总的来说，启蒙运动家们无不力图以经验加理性，使知识系统能独立于宗教的影响，从而建立起道德、美学以及思想体系，以及整套哲学理论、政zh i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并由此实现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为此他们用政zh i自由对抗专制b ao-/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天赋人q uan”来反对“君权神授”，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的权威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偶像……不但如此，康德、黑格尔等“大腕”的思想底脉都在尽力以人文理性为基督教找一条出路。
宗教改革的路径：仔细分辨就可发现教会历史上重要的改革都是教义的改革，而非制度的改革。即便是制度改革，也是在教义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初期教会时的游斯丁、特土良、亚历山大的革利免、波里家等既是改革家，也是护教士。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宗教改革的巨擘们的着力点。主耶稣说得很清楚，真理是让人得自由的。越归回真道，人越得释放。越得释放，爆发的力量越惊人。故而宗教改革初衷是反对天主教会，却无形中给欧洲带来了自由、文明、宽容的新气息。并且新教各教派在不同民族的国家发展，使各个国家因着宗教信仰而加强了民众的自由意识和精神凝聚力，从而迅速壮大。像荷兰这样的附庸都逐渐独立，并发展出世界性影响的金融、贸易等，大不列颠这样的岛国都可以成为日不落帝国。这些强大起来的力量又怀着上帝的使命和主爱的热情，取代天主教领先的宣教地位，成为向全世界传福音的主力，先进的文明随着福音如火如荼遍及全球。
各自的发展困境
启蒙运动塑造了多元化社会的公共语言，理性对话成了解决冲突的共识和途径。人q uan、自由、民zh u等成为公民社会的目标和标志。但他们在对理性的热烈追求下，把传统的基督信仰贬低为初级阶段的宗教，提出理性才能为人们揭示出宗教的内涵，人类理性的共识可以取代启示成为信仰的根基和权威。于是，好像石头被举起来了，又像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启蒙运动后的发展困境
启蒙运动以降的人文理性的困境显而易见：如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灰心、崩溃，嬉皮士文化，冷战状态等。从对人文理性的热烈高举，到把对理性的怀疑态度作为其最重要的标识的后现代应运而生，同时伴随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等甚嚣尘上。一方面无奈地认识到价值的相对性和多元性，另一方面又摈弃传统的“绝对和普遍真理”的观念，在各种问题上主张鲜明，但在实际解决问题上难以再有纯正的凝聚性力量。其中一些有凝聚力的主义，如纳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等的破坏性与日彰显。
启蒙运动试图以理性来取代宗教，把神作为理性中思考和运作的一部分。结果遭到了“上帝的报复”（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语），二战后，宗教运动反在全球呈燎原之态。真是“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哥林多前书1：25）纵观人类文明史，在人看来是神的失败，后来显明却是神的得胜，而且胜了又胜。比如：公元前8-6世纪以色列人相继被掳，圣殿被毁，神的子民被分散之后，多有偶像的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逐渐消退，影响至今的被称为希腊、印度、中国等的几大文明轴心时代出现；公元1世纪耶稣钉死十字架，耶路撒冷教会也因逼 -/迫而分散之后，福音却籍着圣灵的大能得以广传，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初具规模；宗教改革以来，尤其清教徒漂向新大陆之后，新的引领性文明建立。诸如此类，人的理性难以解释，更无从把握。
启蒙运动家们绝大多数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他们越理性，越发现宇宙世界实在太有秩序了。他们希望建立和传统宗教相区别的理性化的宗教。后人往往忽视了他们和清教徒一样渴望自由地敬拜上帝。然一代又一代的理性主义者不得不承认：世界性的矛盾和人性的复杂问题似乎一波又一波，而靠自己想建立的理性宗教对此徒劳枉然。于是，有人拒绝，有人逃避，有人努力，有人不要神，有人说没有神，有人说还得需要神……文化越发多元，主义愈加众多，信服度却越来越低。
2、宗教改革后的发展困境
神的作为奇妙，就像加在保罗身上的那根刺，就像神以神迹领以色列出了埃及，却又把非利士人带来放进迦南。宗教改革的巨大贡献毋庸赘述，神让他们不能自高，也不断磨炼。在宗教改革之后兴起的启蒙运动不仅高扬理性，而且揭示了宗教改革隐而未显的罪：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似乎活在中世纪的理想中，即社会只有一个宗教，多元化的事实不是他们需要迫切思考的议题。同时，在马丁·路德1517年的惊世之举后不到一百五十年，天主教回过神来，对基督新教从教义和神学等多方面都做出了非常有力的反击。近百年来，新教牧师从根本不踏进天主教堂，一改到甚至有的回到天主教。而回去的人多半不是浅薄之士，相反功力深厚。
然而严重的不是外面的问题，而是里面的问题。基督新教（更正教）在对天主教指责并更正时，还得对启蒙运动的冲击做出回应。敬虔运动、圣洁运动、灵恩运动等主要是从情感方面的回应；广义的改革宗各派主要从理性方面做出回应。明明是对外的行动，内部却早已自是而他，非各立山头了。宗教改革后，新教的宗派呈裂变式增长。积极来说，是对真理的认真执着，消极来说，是“便如神”的罪性在潜滋暗长，以致忘了“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罗马书》2：1-2）
内部的争闹、自义等的问题，面对各种挑战不知怎样更好地回应并重新得力的问题，更正他者的同时也当更正自己的问题……宗教改革至今，似乎缺乏更加持续的力量来推进。1618-1648年的宗教战争，整整三十年打下来，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原来各自所据的地盘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天主教没输，新教也没赢。真是耶和华为列国定疆界，人不要想自己挪动地界。对启蒙运动的回应，可以指出其成果其实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之上：敬拜上帝的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根基；神的道是人的理性之源，神的信实是一切自然律的保证，上帝赋予人祂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是人q uan的立足点……但面对现实的诸多问题，在宗教进一步被弱化的情况下，新教的空间也在压缩，似乎更多只能在修身养性、道德律例上发言，连伦理、心理方面的影响都在退缩。是的，理性是人类进步的力量，但当信仰的中心从认罪、重生转为开发人的潜能和努力，理性成为了另一种偶像。可如何在现实困境中有力地破解这个偶像？这不是一般的问题。
出路：一切哲学和神学都是神的婢女
追根溯源，这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雅典和耶路撒冷究竟有何相干？理性和信仰两者的位置和关系当是如何？从道的角度，雅典重在知识之道，耶路撒冷重在生命之道。犹太人受启示的文化意识中，知识和生命是不可分的，离开生命的知识不是真知识。那么在永生的路上人类当有怎样的知识，又怎样去获得这些知识呢？
两千年来，先是信仰压过理性。埃及教父奥里根曾明确称：“如果俗界智人的儿子们说，几何学、音乐、文法、论辩术、天文学是哲学的婢女，那么，关于哲学和神学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同样的话。”这算是“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的最早提法。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说：“神学在题材上、确定性上、以及目的和地位上都高于哲学。虽然哲学和神学都可以存在，理性和信仰也可以并存，但是神学是高于哲学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信仰是高于理性的，理性是信仰的补充。”而在有的神学家那里，哲学甚至连着“婢女”的位置都无法维持，认为理性和哲学在信仰和神学上是无用处的、可抛弃的。
文艺复兴的发生和启蒙运动的狂飙推进，实质上是对此的强烈反弹和猛烈反扑。当代一些大哲学家也一再提出雅典和耶路撒冷应该分开，让桥归桥，路归路。但事实上无法截然分开，“唯名论”与“唯实论”的长期较量，已经是近代哲学的思想渊源之一。“唯实论”成为近代唯理论的滥觞，“唯名论”则成为经验论的先声。仔细看来，启蒙运动各家哪里有完全不受信仰和神学影响的。“黑暗的中世纪”并不黑暗，恰恰是爆发前的沉淀和积累。
启蒙运动认为神是世界的一部分，致力于将神纳入自己的理性“规划”，宗教改革则强调神超越世界，掌管世界。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神，但永远不可能掌控神。唯有神的恩赐和启示，人才能了解和认识神，接近神创造、运转世界的规律和奥秘。既然都是神的恩赐和启示，也就是说理性和信仰乃是有一个共同的生发源，若不是源头做工，人就无所得。若想得道，就得俯伏下来，一起承认哲学和神学都是神的婢女。那种把特殊启示过分抬高而轻视普遍启示，却不能“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籍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的（《以弗所书》3：9-10），还是没有得道吧。那种将普遍启示高举到藐视特殊启示的，实在不知道“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祂里面藏着。”（《歌罗西书》2：2-3）若不在基督里，其理性智慧终究会碰壁、探底。
神才是万有主宰，祂主宰整个世界的逻辑图景和历史走向。人的信仰和理性对祂来说，都是形而下。人将特殊启示理解为基督信仰，其本身就已经极大地缩减并化解了恩典启示的作用和力量。人在启示下尽力去接近真理，何尝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宗教运动唯有真正恢复对神的敬畏，和活泼的信心，学会看神的手，而不是以教义在握和真理的代言人自居，有智慧和能力向人们揭示启蒙运动无法领会、无法认识的现实之道，才有足够的底气向世界发声。
清教徒牧师约翰·罗宾逊说：“主还有更多真理和大光要从祂的圣道里迸发出来。”回到圣道，谦卑领受，不要让宗派之见，主义纷争来搅扰、拦阻，这是宗教运动和启蒙运动的持续之道吧。
【原标题】神的作为奇妙：略谈宗教运动与启蒙运动
。
【作者简介】海夫本名:康晓蓉，本站作者。作家、诗人、牧者。籍贯四川，70后。1995年大学毕业到浙江工作。先在中学执教语文，后从事影视、杂志等文化传媒工作。2006年回居成都，2007年归主。2010年开始牧会，2013年7月按立为牧者。诗作散见《十月》、《中国当代女诗人爱情诗选》等。2007年出版诗集《诗三百与字一个》，写有哲学散文集《生命与爱》，2012年自选诗集《活水》。2013年信仰文集《风随着福音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