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自我”的问题，是古今中外的宗教及哲学都在探讨的问题。篆刻於希腊德斐（Delphi）的名言就是∶“认识你自己”。并且苏格拉底也认为，能认识自己，乃是最高的智慧。近代西方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尼采（Nietzsche），则倡导“超人哲学”，强调人可以用意志力，不断地自我超越。
在中国，早期儒家之中，孔子很少提到人性的问题，反而是孟子极力强调“人性本善”的观念，并以此为他“仁义之道”的基础。但是在他之後的荀子，却主张“人性本恶”的观念，并藉此强调礼教。他的一些弟子们（如韩非子）受到他的启发，又创立了法家，推广赏善罚恶的治国之道。
20世纪以来，特别受到心理学的影响，西方人对於“自我”概念的认识，又有很大的转变。其中大致上可分为三大阶段与派别∶
1.自19世纪末开始，心理学开始萌芽，而以弗洛依德（Freud）为始祖的“心理分析学派”（Psychoanalysis），从梦的解析，强调一切人的行为主要都是受到性需求的潜意识所操纵。
2.20世纪开始发展的“行为学派”（BehaviorScience），则强调人的行为会受到外在客观环境的影响。并且由於人性倾向好逸恶劳，因此主张以奖惩的手段，来达到教育的目的。所以这一派的观点，与荀子的性恶观点有些类似。
3.1960年代以来，“人本心理学派”（HumanisticPsychology）兴起，成为当今的主流思想。他们认为人的本质基本上是好的，只要给予适当的环境与机会，人的“自我”就会自主地去发展、成长，进而实现其内在潜能。因此他们强调“自我评价”（self-esteem）的影响力，主张采用“肯定自我”的途径来达到“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目标。他们的观点，与孟子的性善观念相当接近。
然而基督教的自我观，似乎与上述这些观点都大相径庭。因为基督教从第五世纪的奥古斯丁以来，就强调人有“原罪”。这样对人性的观点是否太消极了？由於这种对基督教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可能导致很多人对基督教信仰敬而远之。然而，究竟人的本性是性善或性恶？这个问题，仍是探索人生不能逃避的问题。
在圣经的《以弗所书》2∶1-20节中，保罗针对人性的问题，提出了基督教独特的观点。他先分析人类困境的根源，以及我们要如何才能“破茧而出”的秘诀，并指出了一条道路，使我们能得到生命的更新与突破。
1.生命的困境（《以弗所书》2∶1-3）
首先，保罗在提到人的生命状况时，形容基督徒原来都曾经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2∶1）。换句话说，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来，所有不认识神的人，都算是“死人”一个。
对很多人来说，“死人”是很刺耳的字眼。但是今天很多丈夫也常被自己的太太骂作“死人”，如果那些作丈夫的，能了解被骂的缘故，他的婚姻关系还可逐渐改善，否则就算挨骂，还觉得莫名其妙。以我结婚30多年的经验及观察，我必须承认，许多作丈夫的往往对太太的情绪变化没感觉、没反应。这不就像“死人”一样吗？
能了解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何圣经称不认识神的人为“死人”了。因为“死”在圣经中主要是强调“隔离”之意，正如中国人所谓的“生离死别”一样。也就是说，基督教认为∶一个人在未认识神之前，他与神的关系是隔绝的、中断的。也因此，他无法感受到神的存在及神的慈爱，所以他被称为“死人”。这就好比中风的病人，因脑溢血阻隔了脑神经与四肢神经的联系，导致手脚麻痹甚至瘫痪。那时，他的手脚就好像“死了”。
另一方面，“罪”也是容易造成中国人误解的观念。中文的“罪”是上“网”（即“网”）下“非”（即“匪”），所以“罪人”是“被网抓住的坏人”。但这与圣经所用的希腊文原意有极大的出入。希腊文“罪”的原意，是奥林匹克比赛的射箭选手“射箭未中靶心”。所以这“罪”在圣经中有独特的涵意，不是指人犯法或作恶，而是指人“未达成神造人的心意”。因为神是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而人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所以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这一点，似乎与儒家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观点不谋而合。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近乎神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圣贤”了。
然而圣经又指出，这“罪”不仅是一种静态的“不完美状态”，而且还是一种会牵引人去行恶的“力场”。从物理学的观点，宇宙中有许多种“力场”∶如重力场、电磁场、强力场、微力场等。同理，我们人类也都活在一种无形的“罪力场”中。保罗就指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7∶18）。人生的困境，就是在此情况下产生的。
《以弗所书》2∶2-3具体地指出，这“罪力场”有三种力量∶就是今世的风俗（2b节）、空中的邪灵（2c节），及肉体的私欲（3b节）。我们今天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三种力量的影响、牵扯和操纵。以至於正如许多人常感叹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今世的风俗包括流行的时装、音乐、道德观、价值观等等。我们常常是随波逐流，很少人能挺身而立、抗拒潮流。所以今天有人抱怨台湾的社会“恶质化”、“黑金”横行，但是又有多少人身在其中，却还能洁身自爱？同样，许多人一方面指责中国大陆贪污很严重，但是一旦他自己去大陆作生意，也一样走後门、送红包、拉关系。所以社会风气的影响力，是极为庞大的。
私欲更是另一个令人难以挣脱的力量，每个人都曾感受到那种无形之茧的缠累。许多人自夸有“为所欲为”（Todowhatyouwanttodo）的自由，其实他们只是自己私欲的奴隶而已。譬如爱吸烟喝酒的人，都自称有吸烟喝酒的自由，其实他们都在烟瘾、酒瘾的控制之下，无法自拔，与有毒瘾、赌瘾的人相差无几。他们所失去的，乃是那种“为所当为”（Todowhatweoughttodo）的真自由。
然而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风俗和私欲还只是外在看得见的。而真正操纵我们行事为人的力量，乃是那隐藏在幕後的“邪灵”，它才是那勾引我们的私欲和腐化社会风气的背後元凶。但是对那些不相信也未曾体会过灵界势力的人而言，邪灵和神一样，似乎都是虚无缥缈、难以捉摸的东西。但基督徒当深知它的权势，看穿它的技俩和把戏。
虽然我们都是身不由己，却也难辞其咎，所以我们都成为那位公义、正直的神所定罪和审判的“可怒之子”（3c节）。
2.生命的突破（《以弗所书》2∶4-7）
在上述这种情况下，我们乃是作茧自缚，又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中。依据基督徒的经历，救赎必然来自於外力，而不可能靠自力得救的。正如中风的人，在开刀取出血块之前，是不可能藉作复健运动来恢复健康一样。同理，要求一个深深感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人，必须经由修心养性、积功德的途径，来达到修成正果、超凡入圣的境界，乃是缘木求鱼的。
基督教认为，既然人的“道德无力感”是来自於与神隔绝的後果，那麽对症下药的解决之道，也必须从重建神人关系开始。这种藉由认罪、悔改而得到的新生命状态，基督徒常称之为“重生”，来与先前的“死亡”状态作一个鲜明的对比∶在信主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1节）、服在魔鬼的权下（2b节），并陷在咒诅之中（3c节）；信主之後，我们却能与主一同活过来（5b节）、与主一同站起来（6a节），还能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6b节）。这三步曲，乃是步步高升的阶段。
再以中风为例，当一个人脑溢血之後，首先要经过开刀除去血块。在恢复过程中，第一个好转的迹象是手脚开始有知觉了，甚至能略为动一动，这表示肢体“活”了。所以对一个刚信主的人，他的第一个属灵经验，乃是强烈地感受到神的爱。但是同时，他被罪所麻痹的良心，也逐渐复苏过来，能体会到圣灵的光照、提醒与责备（《约翰福音》16∶8）。
中风病人恢复的第二阶段是经过复健，然後能“站起来”，那就是一大突破。圣经经常以“从死里站起来”（raisedupfromdeath）来形容耶稣的“复活”。但是6a节的英文圣经却只用“站起”（raisedup），而没有提到“从死里”。因此，此句固然还是可以翻译为“复活”，但是我觉得译为“站起”，或许更可以表达出原文中可能蕴藏的双关语──既是复活，又是挺身而立。因为我们原有的生命状态，是在魔鬼恶势力的蹂躏和压制之下，失去了自由；现在我们却能与耶稣基督一同挺身而立，大胆宣告“我站起来了！”。
中风病人的最後一个康复阶段，则是期望肢体可以随从头脑的指挥，行动自如，这才算是完全恢复一个人的尊严。所以，圣经以“坐宝座”来形容将来基督徒在天堂的光景。这种情景，就好像电视剧中看到的一幕。慈禧太后在文武百官环伺下，独自一个人满有威严地坐在宝座上。然後她呼叫所宠爱的太监李莲英∶“小李子！过来！”然後叫侍从搬一个小板凳，让李莲英坐下。虽然那只是一个小板凳，但是在众大臣们都得乖乖站著的情况下，那是何等的光彩和荣幸哪！
所以，虽然这第三阶段的经历，基督徒只能将来在天堂里才能享受，但是你能想像吗？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将来却能在天堂里，因著基督的缘故，与他同坐哪！
然而我们这一切的福分，却都是在基督里才能得到的，所以圣经一连说了三次“一同”。也就是说，是基督使我们与神那已中断的关系得以重新接起来，也是基督给我们力量可以抗拒心内和身外罪恶的势力，更是基督使我们罪蒙救赎、得到神儿女的身分，并得以享受神儿女的特权。这一切，都是出於神的爱及怜悯，是他主动采取的行动（4节）。因此，我们只有向神献上感恩。
3.生命的塑造（《以弗所书》2∶8-10）
但是这救恩不仅是“本乎恩，也因著信”（8节）。首先保罗强调∶我们之所以能得到这新生命，完全是神的恩典，而不是出於人的“功劳”。如果有人敢向神说∶“凭我的功德与善行，当然有资格进天堂！”那人真是傲慢自夸，因为没有人“配”进天国。我们的小惠、小功，在全然公义的神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其实就算是强调积功德的佛教，也默认这一点。只是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希望藉著无数次的轮回转世，能累积足够的功德，最後终能得到解脱。基督教则否定人自救的可能性，完全仰赖神外在的救拔。
但是救恩的获得，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人的信”，这“信”乃是人对神恩典的回应。有人说，要相信一位视而不见的神很难。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完全对。正如古代诗人辛弃疾有一首名诗，其中有一段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就像一个为情所困的鲁男子，有一天正在感叹∶“人皆有妻，翳我独无？”时，偶一回头，却看见那在昏黄的灯光下的异性知己，才猛然醒悟过来∶“唉呀！莫非她就是我寻觅已久，却遍寻不著的佳偶吗？”在此之前，他可能因为“众里寻她千百度”而感到茫然，却对近在眼前的知己视而不见，对她默默的付出，也未放在心上。直到此刻，他心窍一开、眼睛一亮，终於“得救了”。
很多真诚寻求生命真理的人，也有类似的经验。许多时候我们对神那默默的爱，无所知、无所觉，也就没有回应。直到某一个时刻，我们才对神“蓦然回首”。而当我们醒悟过来、向神回转，并以信心接纳他为主时，神就赐我们权利，成为神的儿女（参《约翰福音》1∶12）。从此峰回路转，我们的生命就进入另一个崭新的境界。
当然生命的转变不是速成的，我们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超凡入圣了。所以保罗又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10节a）。“工作”这个字的希腊文为poiema，是英文“诗歌”（poem）的字源，但是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丰富得多。所以许多英文译本将本段圣经的poiema这个希腊文分别译为“作品”（workmanship）、“艺术作品”（workofart）、或“杰作”（masterpiece）。因此，这里是强调∶每个人信主之後，我们的天然生命还要接受神进一步的雕塑，至终成为神的艺术杰作。然而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虽是神的“艺术作品”，但在我们有生之年，却都还是雕塑过程中的“未完成作品”。
因此，我们一方面不要因自己目前未臻完美而妄自菲薄、自惭形秽，因为在神的眼光中，我们就是他的“杰作”。信徒之间也需要彼此接纳、互相鼓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更当发愤图强，竭力作讨神喜悦的人。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後，先得到可以分享神的性情的特权（《彼得後书》1∶4）。可是我们的生命，还必须在耶稣基督里，不断地被重新建造、雕塑。也就是将我们原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调整为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观。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为了雕塑我们，神有时藉著艰困或不顺的环境来琢磨我们。神有时也会安排几把雕刻刀（如常常唠叨的老婆、天天挑剔你的老板等）在我们的身边，三天两头来捅你一刀、戳你一下，剐你几层皮、挖你几块肉。但是当你平心静气地回顾你的人生时，你是否会发现你越来越有一点艺术杰作的样子了？孟子也有类似的感悟∶“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章句下》）
然而我们的成长速度，在乎我们对神的回应。若是我们甘心乐意，愿意不计代价地跟随主，生命就能突飞猛进地成长。但若是我们踌躇不前、瞻前顾後，那我们就将是“不可雕的朽木”。所以有一些信徒可能信主多年，却仍是原地踏步。
神要雕塑我们的目的，是要预备我们可以去“行善”。但与佛教的观念相反，在基督教看来，“行善”不是得救之“因”，而是得救後之“果”。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因行善，而修成正果；我们乃是因信基督，得著圣灵的内住，而结出“圣灵的果子”，然後自然而然地能行出善来。而且对基督徒而言，“行善”不是仅仅造桥、铺路、捐钱、作善事而已，更重要的是去活出“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10节b）。因此，重点不是作什麽事（whatyoudo），而是作什麽样的人（whoyouare）。
结论
我认为，中国儒家过分简化地将人性区分为“性善”或“性恶”，并不能表达出人性真实的状况。基督教一方面指出人有是非之心（即良知），而与孟子、康德等人所见略同。然而另一方面同时也指出，人因著本性，无法行出他良心所知道的善来，这就又认同了荀子及行为学派心理学的观点。所以圣经的人性观是认为∶人类都陷在“本知善，却又本行恶”的道德困境中。
生命的突破，首先乃在於人能够认同基督教这种对人性的剖析，愿意回归，并与神重建已中断的关系。在基督教里，这就称为“认罪、悔改、接受主”。经过这个“重生”的过程後，信徒就可以在基督里被重塑、被更新，逐渐展现出基督生命的荣美来。最後就能破茧而出、展翅高飞。所以，基督教认为正确的人生成长过程，乃是先“否定自我”（即“认罪悔改”）；然後在基督里重新“肯定自我”（即“视自己为神的未完成艺术杰作”）；最後才是“超越自我”（即“生命的更新”）。这人生的三部曲，不但总结了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对人性的看法，又指出一条使人超凡入圣的途径。
【作者简介】庄祖鲲，三一神学院宣教博士，现在波士顿牧会，并为Gordon-Conwell神学院兼任教授。福建省晋江县人，出生于台湾。基督徒、牧师、化工博士、宣教学博士。从事教学、研究及写作的工作，经常在美国、加拿大各地，及中国、东南亚地区讲学，应邀在世界各地主领布道会、培灵会，并特别对中国学生、学者有负担。1983年，获美国西北大学化工博士学位，后返台担任高级研究主管，在工业界及国家级科研单位工作15年之久。1990年，因为对中国文化及道德问题之关注，蒙神呼召，再度赴美攻读神学。1995年，获得三一神学院（三一国际大学）的文化学（又称宣教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后被按立为牧师，并应邀在波士顿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