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斯理的神学取向
——卫斯理对当代中国教会的启迪
在今日再思卫斯理兄弟（约翰?卫斯理，1703-1791；查理?卫斯理,1707-1788）及其神学，是恰当而必要的，因其对当代中国教会有多重的鉴戒与启迪。
卫斯理兄弟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当时的英国，与今天的中国类似，都是社会飞速变革的时代。工业化和城镇化，一方面产生了拥有大量财富的新兴资本家族群，另一方面，也把大量矿工与农民，抛在贫困线上挣扎。社会两极分化，道德破产，酗酒、赌博泛滥，弃婴随处可见。底层民众感到绝望无助，怨戾之气浓郁，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然而，英国最终避免了法国大g e命暴力、流血的大破坏模式，和平实现了制度变革，平顺进入现代化。这种良性的制度变更，卫斯理兄弟功不可没。
法国历史哲学家埃利?阿莱维（ElieHalevy,1870-1937。编注），比较英、法两国从专制过渡到民zh u的过程，他评论道：“如果我们相信经济状况决定人类的历史命运，那么几乎可以肯定，19世纪的英国，比起所有其他国家，更应该爆发政zh i和宗教g e命。”（注1）
当时，无论是英国宪法，还是作为国教的圣公会，都已无力挽回英国社会的暴力趋向。然而，当时一种“不从国教”的信仰力量（ReligiousNonconformity），挽救了英国，没有像法国一样，产生类似雅各宾主义的极端暴力专政。阿莱维所谓的非国教信仰力量，就是卫斯理兄弟领导的19世纪英国大复兴！
按照圣经“从果子辨认树之本质”的实效认识论，循道会领导的英国大复兴，既已产生如此宏大而正面的社会效果，必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借鉴。本文尝试先探讨卫斯理神学对当代中国教会的意义。
卫斯理与预定论
毋庸置疑，卫斯理遵循的是阿米念神学（Arminianism）。阿米念主义在神学系统的完整性方面，显然比不上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卫斯理也从不认为自己以系统神学见长。他侧重的是信仰的实践与经验。且在牧会、布道、宣教等事工中，对加尔文主义的逻辑体系提出了质疑。（参：方镇明，《在夹缝中，追求合一》，《举目》59期。http://behold.oc.org/?p=7391。编注）
综观神学历史，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他力救赎理论。大公信仰大都侧重上帝在救赎过程中的全能与主动。人是处于堕落与被动境地的救赎对象。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等神学家们的观点，莫不如是。
只是，加尔文的预定论，把救恩论中的神性因素绝对化。作为被救赎的人，在救恩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自由与贡献，没有任何能动性与创造力。人，在加尔文神学中，被物化为完全被动的救恩受体。卫斯理认为，这显然与人作为意识主体的存在特点，并不相符。
卫斯理试图修正加尔文主义的极端色彩，还原圣经阐明的、人作为救恩受体的责任与使命。他在《白白的救恩》的讲章中指出，预定论是危险的教义，损害了基督信仰的完整性（integrity）和可信度（credibility），从根本上否认了救赎、宣道、圣洁、行为、德行、安慰、盼望等诸多信仰要义。他认为：
“（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所表达的，无非是这样一个信息：基于永恒、不变、不可抗拒的神圣旨意，特定的一部分人类总会得救，而特定的另一部分人类总会沉沦。前一部分人类不可能失落救恩，后一部分人类不可能得到救赎。”
“……对于那些预定得救的人，无论是否有人对他们讲道，他们总会得救的……对于那些预定被弃的灵魂，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
“如此看来，我们的讲道是多余的，你们的听道也是多余的。”（注2）
卫斯理看救恩
卫斯理毕生致力把信仰建造在圣经的基础上，他相信救恩完全是基于上帝的能力与恩典。他只是不被特定的神学理论所禁锢。
卫斯理在艾德门街的重生经历（AldersgateExperience），是因为有人在会上宣读了马丁·路德《罗马书注释》的序言，使得卫斯理的内心，莫名其妙地温暖起来（strangelywarmed）。在那一刻，卫斯理确信“唯独基督，给了我得救的确据。基督带走了……我所有的罪，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注3）
从此以后，“因信称义”成为卫斯理毕生服膺并传扬的真理。他丝毫不怀疑上帝的全能与崇高。然而卫斯理认为，上帝的全能，必须与上帝的其他属性放在一起理解——尤其是上帝的慈爱与恩典。单单强调上帝的全能，往往会阻碍和损害我们对自身责任的理解。
卫斯理认为，上帝的意志自由，植根于上帝的慈爱属性。预定论片面强调了上帝的意志自由，得出的结论因而与上帝本性的慈爱、良善相互抵触。卫斯理相信，上帝的全能应当包容、允许人的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这样的神观，非但丝毫无损上帝的荣耀，反而“无限深化我们观念中的神圣智慧、公义和怜悯”（注4）。
透过卫斯理看加尔文主义
卫斯理对于加尔文预定论的质疑，对于中国教会有着现实借鉴意义。
近年来，随着改革宗神学在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流行，不少教会面临神学甄别的挑战。这令人喜忧参半。
令人喜的是，当代中国教会开始认真思考神学取向，许多教会选择博大高深、体系完备的加尔文主义作为信仰传承。令人忧的是，加尔文主义的抽象性与复杂性，导致一些教会陷溺于教义争论，逐渐失去行动能力和外宣热情。还有些人标榜自己为纯正加尔文主义者，对教会牧长指责、非难，对弟兄姐妹批评、论断，对非改革宗教会诋毁、非议，在教会内外分门别类，结党自义，破坏教会合一，使得本已外患重重的新兴城市教会，更加举步维艰。
如何正确评估加尔文主义，汲取精华，淡化其僵硬教条色彩，使其成为切合时代及本土需要的理论资源，这是当代中国城市教会面对的紧要课题。卫斯理的思考和实践，正提供了极佳的视角和切入点。把卫斯理神学介绍给当代中国教会，有助于当代中国教会建立平衡、注重实践的信仰传统。
笔者毕业于西敏神学院（WestminsterTheologicalSeminary），深受加尔文神学传统的恩泽，也很庆幸自己在这样一个持守圣约传统的学院里，打下纯正的信仰根基。迄今为止，加尔文仍是我最认同的神学家之一。同时，我也理解卫斯理对加尔文主义的批判。我相信，批判性地继承，是对优秀理论体系最合宜的态度。
故此，我不揣冒昧，对加尔文主义所呈现的绝对和极端倾向，作出如下几点批判，供所有热爱加尔文神学的朋友参考：
一、违背悖论性的神学思考模式
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违背了悖论性的神学思考模式。
对基督教神学稍有认识的人，都不难发现神学命题的悖论性特征。比如，上帝三位一体论、基督神人二性论、圣经的双重作者论。这些“两者兼是”（Both/And）的命题模式，超越了非此即彼（Either/Or）的逻辑排他性，因为，上帝的神性超越逻辑、道德等人脑思维范畴。
在救恩论问题上，加尔文双重预定论采用的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以牺牲人的能动性为代价，追求逻辑思维的严密与完整，打破了“两者皆是”的悖论性神学命题模式。倒是卫斯理神学保留了救恩论的内在悖论性张力。故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方法论方面，卫斯理比加尔文更符合神学思维和圣经教导。
这一点，在释经实践中可以得到印证。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常常需要强解某些圣经章节，来维护其教义体系的逻辑完整性。而卫斯理神学则可以从容面对同样章节，并从这些章节中找到践行信仰的动力。
二、视角错位
预定论者假想自己处在上帝的位置，用神性超越的眼光，洞悉历史过程。
如果能从超越、永恒的角度俯视历史，世间一切确实洞若观火，赤露敞开，透明澄澈。但问题是，谁胆敢宣称自己具备这样的眼光和视角呢？要知“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申》29：29）。
人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无可避免地裹挟在历史过程之中，并不具备那永恒、超越的观测角度。即便是基督徒，拥有上帝的圣言启示，但上帝的拣选仍然奥秘，无人能尽数析透。
再者，历史尚在展开过程之中，没有人配充当末世终点的审判者，对救赎与灭亡这种生死大事，作出任意而抽象的判断。
总而言之，预定论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安置在永恒、绝对的角度，评判时间过程中的历史现实——那是上帝才具备的视角，任何人以这样的立场自居，都是僭越。
三、判断标准误置
预定论者力图绕过表像抓住本质，绕过行为直指人心。然而，这并非圣经启示的认知途径。主耶稣教导门徒的认知方式，乃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7：16，20）。因为，“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路》6：44），“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太》7：18）。
“果子”在圣经里，通常喻指行为、效果、性格、生命。为何不能从“根”判断树的好坏？因为根代表本质。上帝并未赋予我们绕过表像、直接认知本质的能力。
倘若我们无视人的行为特点或生命特质，凭空妄断这个人被拣选、那个人被弃绝，显然不仅有悖常理，且不符合圣经教导。
“根”代表的是可能性，“果子”所代表的是现实性。并不是所有的可能性，都必然转化为现实性——举例说，并不是所有无花果树，都结无花果。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咒诅那棵光长叶、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可》11：12-14，20-26；《太》21：18-22）。果树要多结果，“根”固然重要，“树”本身的生长、发展过程也很重要。这个生发过程，包含了果树本身的创造性参与。因此，卫斯理恩典理论，既包含先在恩典（PrevenientGrace），也包含责任性恩典（ResponsibleGrace）。
注：
1.ElieHalevy,HistoryoftheEnglishPeopleintheNineteenthCentury.TranslatedbyE.I.Watkin（London：ErnestBenn,Ltd.1949-52）.J.B.Brebner,“Halevy：DiagnosticianofModernBritain,”Thought23（88）,pp.101-113.
2.JohnWesley,JohnWesley’sSermon：AnAnthology,editedbyAlbertOutlerandHeitzenrater（Nashville,Tennessee：AbingdonPress,1987）,52.
3.HenryRack,ReasonableEnthusiast：JohnWesleyandtheRiseofBritishMethodism（Nashville：AbingdonPress,1993）,144.
4.JohnWesley,TheWorksoftheRev.Mr.JohnWesley,A.M.withtheLastCorrectionsoftheAuthor,EditedbyThomasJackson.3rdEdition.14volumes（London：Wesleyan-MethodistBook-Room）,X：230-4;VI：317-18.
作者来自江苏，西敏神学院毕业，目前在美国麻州某教会任牧师。本文原刊于《举目》杂志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