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是东方人，我也认为不能囫囵吞枣地把整个西方文化接受下来。二十八年前在印尼，我曾大声地讲过：[上帝不是呼召我们跟着德走；耶稣基督不是呼召我们跟着美国走，而是要我们跟着耶稣基督走！]西方挣扎出来的论调一定要套在东方身上，有时不很恰当的。为什么是[有时]呢？因为那些挣扎是以人性某种西方的表达接触后爆发出来的。那些人性爆发点的可能性在东方也有，但每一时代不同，故有时不切实。但因为基督教与文化接触是在西方先产生，传至东方才产生基督教与东方文化接触的困难，自然产生了道与西方文化冲突所研讨出的护教学的结果，和神学结晶的传达，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上帝的道传至东方，一定与东方哲学、思想产生冲突，产生一些正面的交锋和日后产生的一些护教的系统，但此方面之建立太少。神学在西方已有那么久的传统，但此方面之建立太少。神学在西方已有那么久的传统，整个西方模式强加于东方是不合理之事。所以中国人对中国人传道产生的结果，从而建立的系统应当成为宗教、神学在东方的一种课题中重要之研究范围。
中国人对中国人传道，要用[圣经的道]。（我不讲说用[西方神学]，西方神学中符合圣经的，我们引介过来。）用圣经的道与中国知识分子交锋的结果所产生的记录，从当中可以看到有神特别的引导。我们与中国文化接触、关连、交锋之后所得到的成果，应当成为东方属灵遗产，东方感到神特别引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在以后的神学思想、神学教育里应当有一个重要地位。
例如到大陆去向他们传福音，会发现受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怎样回应基督教，与那些儒家思想的人怎样回应基督教一定不一样。把他们的题目归纳到最后，那产生圣道怎样得胜、怎样了解、怎样认识、怎样分析、怎样超越马克思系统中的那些话，把那些话当成有教导性的神学课题。所以把与中国大陆或与儒家思想传福音所接触之困难所提出之对神学界的挑战、对圣经内涵之重新发现得到的果效，好好教导下一代中国人怎样对中国人传福音，这是很重要的。而西方符合圣经真理所得到的结论，我们不能随便丢掉它，重要的是否合乎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