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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给很多儿童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图为心理专家在为受灾儿童进行心理辅导。（图：新华社）【综合报道】“失眠、抑郁、焦虑、恐惧、经常深陷痛苦，已是游荡在灾区的一个个幽灵，悄悄影响和改变着灾民的生活。”汶川地震灾害发生数月后，很多灾民的心理隐患都逐渐开始凸显：感到孤独、无奈、幻灭，甚至出现自杀现象。但同时，严峻的心理卫生问题与相当薄弱的专业心理辅导力量形成鲜明的对比。近日，《东方早报》一篇《专家组调查发现汶川地震灾民家庭矛盾明显上升》的文章深入报道了时下汶川灾民心理健康的严峻情形。心理重建，可以说任重而道远。灾后心理重建已迫在眉睫文章介绍说，10月3日，四川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在家中用绳索结束了自己40岁的生命，成为震后北川首位轻生的z /-府官员。董玉飞之所以自杀，除在地震中因爱子遇难而遭受沉重打击、工作压力大外，还因为生前曾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他生前很多症状就是典型的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 中国一位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王义强说：“毫不夸张地说，PTSD对人的危害程度不亚于癌症和艾滋病。”另外一位专家王坚平说：“如果早一点注意到这些问题，并进行心理辅导、干预，也许这一幕悲剧可以避免。” 董玉飞之死让专家们意识到，由心理疾病引起的自杀风险已逼近灾区。从10月4日起，多位专家组成的浙江心理危机干预回访专家组辗转于广元市的青川县和绵阳市的平武县，对四川地震重灾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回访。早前他们曾在5‧12地震发生后以“卫生部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名义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此次回访是大地震5个月后，中国心理学界首次对灾区进行大规模回访。他们发现，灾民的心理创伤不容忽视。与地震前比较，灾民的家庭矛盾明显上升；存在对任何事情欠缺信任的情绪，一些灾民对前途感到渺茫、绝望。 而且，地震的打击越沉重，外出打工的人数越少。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外出打工会享受不到政策，以后分不到土地、房屋，居无定所，没有稳定感。很多居民反映，“地震后，很怕大灾难发生———即便外出打工，说不定也会遇上台风、海啸。”另外，灾民的痛苦由地震初始的显性已经变成隐性了。不少灾民看上去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但是事实上无比的悲伤却深藏心底，这反而会对心理健康产生深远伤害，是更加棘手的。同时，不少灾民已经出现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专家介绍说，在创伤性事件导致的各种精神障碍疾病中，PTSD是最严重、致残性较高、目前没有很好治疗办法的远期精神障碍。它涉及的是多种重大问题和功能不良症，能影响人在生理、心理、意志力、社会、职业、学业、人际交往等诸多领域的正常功能。研究表明，PTSD会提高受灾人群的自杀风险率。也有国外研究显示，震后PTSD发病率最高为87%，一般在20%—40%，专家说：“可以预见的是，四川地震灾后心理卫生问题形势严峻。”经历了地震的孩子们心里也藏着沉重的创伤。专家组此前调查显示，孩子的急性应激障碍发生率为7%，“成年后，这些经历会严重影响他们的人际交往、学习和工作效率。”专家组组长王义强的一句话讲出了灾民心理重建的迫切性，他说：“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受灾人群提供心理援助和干预，以及灾后心理重建已迫在眉睫。”基督教力量需要加大投入然而，中国的心理专业力量非常薄弱，专家组一位专家表示，这种薄弱“甚至可以用一穷二白形容”，专家组一位专家表示。灾民重建之路需要从“一穷二白”起步。如此严峻的形势也呼唤着基督教力量需要更多的在这方面加大投入。虽然地震后，北美、香港、台湾以及内地教会都积极送去心理辅导和福音安慰。但是由于精神障碍和心理问题本身的发病特点，震后3个月到数年都是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发期、关键期。王坚平说，在经历早期的迷惘期和随后由于求援人员众多形成的“人道期”后，灾害发生数月，媒体关注度减弱，救援者及救援物资减少，灾民开始进入“低潮期”，感到孤独、无奈、幻灭，甚至出现自杀现象。这个时候更是需要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种心理救援力量的持续与大力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