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基督新教传入中国已有两百多年历史，这期间中国基督教前辈们在圣诗中国化方面做了不少的探索。在他们探索的过程中都曾遇到怎样的挑战？他们做出怎样的回应？留下怎样的经验与贡献？这些话题都值得我们深入去探讨。本文将从中国基督新教圣乐界一些前辈，如席胜魔、赵紫宸、浏廷芳、杨荫浏、范天祥、马革顺等人在圣诗中国化方面的探索，来探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基督徒对于圣诗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引言
基督新教传人中国已有两百多年历史，这期间中国基督教前辈们在圣诗中国化方面做了不少的探索。在他们探索的过程中都曾遇到怎样的挑战？做出怎样的回应？留下怎样的经验与贡献？这些话题都值得我们深入去探讨。
关于圣诗中国化的历史起源，据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介绍，中国基督徒参与编译赞美诗工作始于第一位中国基督教牧师梁发，他曾于1816年左右在马六甲编著布道小册子《救世录撮要略解》，其中收有3首赞美诗[1]。而中国基督教徒自己创作赞美诗的曲调，则以席胜魔为第一人。在20世纪三十年代，赞美诗“中国化”有了较快发展。在这一时期，赵紫宸的《团契圣歌集》《民众圣歌集》的出版，以及1936年六大公会联合出版的《普天颂赞》是圣诗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此后中国基督教圣诗中国化具有明显标志的则是《赞美诗（新编）》的出版。在《赞美诗（新编）》中，圣诗中国化的比例占四分之一。之后，中国教会在《圣歌选集》《赞美诗（新编）补充本》中不断的有新的中国基督徒创作的诗歌，丰富了圣诗中国化的内容。本文将从中国基督新教的一些前辈，如席胜魔、赵紫宸、浏廷芳、杨荫浏、范天祥、马革顺等人在圣诗中国化方面的探索，来探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基督徒对于圣诗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一、席胜魔对圣诗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席胜魔，原名席子直，1835年出生于山西平阳府临汾县[2]。他少年得志，十六岁前就中了秀才。不过壮年落魄，三十多岁时染上鸦片烟瘾。信主后他相信烟瘾是魔鬼用以捆绑他的锁炼，在圣灵的帮助下他戒掉了烟瘾，改名为胜魔。此后他开起戒烟馆，取名为“天招局”，帮助烟民戒烟。同时他也透过“天招局”广传福音。蒙神恩典，他的“天招局”逐渐扩展到山西、陕西、河南和直隶省四省，共设有45个分部，拯救了无数人的身体和灵魂。1886年内地会戴德生等按立他为牧师。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席胜魔创作了很多诗歌，在当时是家喻户晓。甚至不信的人也跟着唱起来。在“天招局”里戒烟的人，忧愁烦闷时，就唱诗解忧；信徒如遇试炼，也随口唱一首，这样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的歌谱部分是创作而来的，部分是中国民间歌曲改编而成的。
席胜魔创作的诗歌在1912年基督教内地会将之结集出版，题为《席胜魔诗歌》，这本诗集中收录了他创作的76首歌词[3]。1921年中国基督教内地会出版《颂主圣歌》时，也收录了若干首席胜魔的作品，如《颂主圣歌》（1921年版）第320首《聚会大意》、第140首《主赐平安》、第116首《浪子回家》和第93首《备油在器》等[4]。由于席胜魔在当时代是一位奋兴家、布道家，因此他的很多诗歌都是为此目的而作。如内地会《颂主圣歌》第320首《聚会大意》[5]歌词如下：
1、这一次大聚会特为振兴，吾振兴守主日发起热心，脱俗事撇家务不为罪累，望主竿一直跑得着冠冕。
副歌：上帝子主耶稣被钉十架，流宝血赎人罪特开天门，使信者不定罪出死入生，人应当报主恩尽己本分。
2、这一次大聚会特为看经，吾看经如饮食发起慕心，用天粮养心灵不为名利，遵主言等主来得着永生。
3、这—次大聚会特为见证，吾见证复活道发起勤心，能多种能多收不为劳苦，见主面算账时得着十城。
4、这一次大聚会特为进步，吾进步量力捐发起乐心，施比受更有福不为世忧，积财宝储蓄主得着天福。
5、这一次大聚会特为儆醒，吾儆醒恒祈祷发起切心，冷变热退复进不为魔缠，盼主灵照应许得着能力。
6、这一次大聚会特为家庭，我家庭按圣经发起教心，训子女亲近主不为魔引，家有道主增荣得着永寿。
这是一首为奋兴会而作的诗歌，这首歌通俗易懂，歌词层次清楚，韵律规范押韵，内容简洁明了，俨然是一篇用于教导信徒的讲章。在唱诗的过程，信徒就可以清楚明了聚会的意义。从旋律而言，这首诗歌使用的是中国的五声调式，调名用中国[6]。这是典型的中国化诗歌。
2001年出版的《上海文化艺术志“宗教音乐”》在谈到席胜魔这些歌时说：“西方宗教音乐为了适应中国文化，为了使中国信徒乐于接受，因而不少传教士都曾考虑如何使西方宗教音乐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的问题，在基督教内曾长期议论过“赞美诗中国化”的问题，并进行过实践。在尝试创作中国化赞美诗方面，除吴渔山创作过圣诗外，还有英国新教内地会牧师、山西霍州人席胜魔（原名席子直），可以说他是中国创作赞美诗曲调的首创者。清光绪九年（1883年）他第一次创作了赞美诗《我们这次聚会有个缘故》，歌词通俗易懂，曲调用的是中国五声音阶，带有明显的民歌味道。其后他又陆续创作了《主赐平安》，曲调有山西临汾地区民歌特点。他还采用现成曲调填词，如《奉主差遣》，就是采用民歌“孟姜女”的曲调填词而成的。他不但是中国风格赞美诗的开创者，也可说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歌曲创作的探索者[7]。”
中国著名的教育界、指挥家及中国教会圣乐家马革顺教授早年为了逃避战乱曾在陕西西安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他唱过很多席胜魔的诗歌，到现在（99岁）还能背出很多席胜魔的诗歌。在华东神学院圣乐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马革顺教授经常提到席胜魔诗歌，认为那是赞美诗民族化的一个典型例子。
据陕西李世峥牧师的介绍，现在陕西一些农村教会的老年信徒仍然非常喜欢唱席胜魔的诗歌。上世纪80年代，陕西农村一些教会还曾专门编辑一本《赞美诗歌》，里面选录好多首席胜魔的诗歌。
1973年香港浸信会出版的《颂主新歌》收录了席胜魔创作的《主赐我平安歌》。1999年温州教会出版的《赞美诗增订本》收录了席胜魔创作的《聚会大意》[8]（《赞美诗增订本》第156首）。另外据马革顺教授的介绍，《问客何往》（《赞美诗增订本》第496首）也是席胜魔的作品，这首诗歌用词生动，通俗易懂，受到信徒的欢迎。笔者在家乡——温州教会参加礼拜的时候，发现教会信徒经常喜欢选唱这两首诗歌。
二、赵紫宸对圣诗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赵紫宸，1888年出生于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的一个小商人家[9]。1907年受洗加入教会。他于191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1926年在燕京大学任教，1940年再回燕京宗教学院任教并担任该院院长。1947年7月，他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赵紫宸是中国教会一位非常出色的神学家和圣诗人。
1925年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邀请，他接受该校神学科的教职。次年他被委以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崇拜主任一职。应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的需求，他开始将自己所翻译的圣歌用于团契的崇拜，据赵紫宸在《团契圣歌集》[10]序言中介绍，在燕大基督教团契试用油印本的时期，往往有同学们来索赠，又往往有契友来问圣歌集出版的日子。他不愿意在译诗未删之前，将油印本发散在外边，也不愿意固执地违拂学生索赠的善意。于是痛下决心，在寒假中每日自午后至午夜，摒弃职务，深自修养，洗盥焚香，努力翻译，两周内外，竟译成圣歌六十篇。译成后，每一首都由范天祥先生和同学郑少怀先生按谱弹唱，评评音节。然后，将不甚音律的地方一一修改过。在《团契圣歌集》中，赵紫宸作了四种创作的试验：第一种是古诗体，第二种是绝句体，第三种是文言白话合参，第四种是纯粹白话文。《团契圣歌集》于1931年出版，由北平燕京印刷厂承印。这本圣歌集当时被誉为“最认真、最负责、而文词又最美致”的赞美诗集[11]。该诗集收圣诗124首，均为历代教会名歌，121首为赵紫宸所译。1933年再版时又增译至155首[12]。
同一年，赵紫宸又和范天祥合作出版《民众圣歌集》这本圣歌集虽只收圣歌54首，但全系赵紫宸一人的创作。和《团契圣歌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民众圣歌集》是为民众——尤其是农村的民众——作的，文字应当极浅显，调子应当极普通。在这本诗集中，他还为自己创作诗词规定了十个原则。1、民众的圣歌必须是具体的。如《天恩歌》中“看田园里那百合花，也不种，也不收，也不会纺纱，天父尚且养活它，何况咱？”就是一首很具体的诗歌。2、民歌要简单浅白才好。3、但我们不必完全迁就民众，有时候，倒也要想法子提高民众的思想与观感。如《圣灵歌》的歌词“但愿圣灵同在，好像太阳光彩，照透我心肝，教我深深崇拜，神爱神爱广大过于洋海。”这首歌调用“如梦令”。4、民众的歌，应当含带中国民族性中最好最重要的成分。如《清晨歌》里的“天高飞鸟过，地阔野花香”等词句，使普通民众都能感受到诗歌的意境。5、民众有深恳的宗教经验，作歌的人，应当揣摩描拟，为之宣泄。如《晚祷歌》中有这样的诗句：“有时要心焦，有时要打算，心上愁云难打消，父知道，恩比愁云更加高。”6、民众的圣歌应当是赞美诗。7、民众的诗歌自应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8、民众诗歌，也应当帮助民众关心社会国家世界的生活。如《晚祷歌》的末节表达了这个意思：“人生多难多辛苦，求主可怜有病人，安慰孤与寡，救渡苦与贫，引导国家得和平，更加恩，教我们做好国民。”9、民众诗歌，应当根基于《圣经》，尤其是圣经故事。如《浪子回头歌》、《撒种歌》、《十童女歌》、《葡萄园歌》等都是属于这一类诗歌。10、每首歌，须是一篇说教的讲章[13]。赵紫宸在80多年前为圣歌诗词创作所定下的原则，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价值。这本诗集所有的曲调由美国基督教音乐博士范天祥用中国的风格为其配上。
赵紫宸创作的圣歌不仅在中国各地教会受到了欢迎与传唱，而且在世界各地教会的一些圣诗集里也选用了他的作品。据龙维欣在《赵紫宸在中国圣诗上的贡献》[14]一文中介绍，赵紫宸创作的圣诗在内国外被收录进圣诗集的有：1936年版的《普天颂赞》选用了赵紫宸的10首圣诗。1977年香港出版的《普天颂赞》修正本仍保留其中的9首诗歌。1992年基督教协会出版的《赞美诗（新编）》选用了他9首诗歌。1976年香港浸信会的《颂主新歌》选用了赵紫宸的诗歌7首，香港宣道出版社的《生命圣诗》1986年版选用了赵紫宸的《清晨歌》。此外，日本教会通用的《赞美》（1917年出版）也选用了两首他的圣诗，亚洲基督教协会编印的赞美诗本C.C.Hymnal（1973年版）也选用了《清晨歌》和《圣灵歌》等4首赵紫宸的作品。美国《Thebookofhymns》（1964、1966年版）选用了两首他的圣歌，南美浸信会的《BaptistHymnal》（1975年版）也选用了他的《灵修歌》。因着他对中国圣诗的贡献，他被称为“中国圣诗之父”[15]。
三、刘廷芳对圣诗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刘廷芳，1892年出生于浙江永嘉基督徒家庭[16]。他早年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3年赴美留学，先入乔治亚大学，再入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随后转学于纽约协和神学院和耶鲁大学神学院，1918年获耶鲁神学学位，最后于192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教育和心理学博士学位。刘廷芳是中国基督教教育家、神学家、教会音乐家、心理学家和教会领袖。本文笔者就刘廷芳在圣诗中国化方面的探索与贡献作些介绍。
1931年，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圣公会、美以美会、华北公理会、华东浸礼会、监理会成立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新的圣歌集。编委会拟定《普天颂赞》诗歌本的“理想与目的”：产生一本足以表现中国全体基督教会赞美与最高尚的热忱之诗本。希望借着属灵的思想，文字的趣致，与音乐的标准，在各教会中，增高中文圣歌之质。故所产生之诗本，务期适于唤起各种基督徒团体礼拜时之虔敬心，无比包含一切时节，与教会生活各方面所需要之诗。所包含之诗务期使教会以内之男女老幼，不分教育程度，皆能了解，且在可能范围以内，使教会以外之人，亦易以了解[17]。在《普天颂赞》编委会中刘廷芳担任编辑委员会主席、兼文字编辑委员会主席一职。这本诗集历时4年方告完成，共收圣诗512首，其中14%出于中国人的创作。改诗集出版后，收到广大信徒的欢迎，截止1949年底，共销售442，000本[18]。在那个时代的印刷界堪称无可比拟。
在翻译圣歌的过程中，他们所碰到的问题不谓不多。根据费佩德和杨荫浏在《中国信徒对于选译圣歌的文字观[19]》一文中谈到，当时中国信徒对于择译圣歌，在文字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1、主张文字宜绝对自由的；2、主张文字宜附和音乐的；3、主张折中的；4、主张全用白话的；5、主张全用文言的；6、主张文言白话因宜连用的；7、主张文言白话，每诗宜用定一种的；8、主张文言白话兼用的；9、主张用韵的；10、主张不必严格用韵的；11、主张用字力求简易的；12、主张不避难字的；13、主张有代替的时候，避免难字的。[20]。经过多年的试验，最后刘廷芳确定了七项原则：1、辞义的接近原文，2、文致的自然与美丽，3、用字的浅显简易，4、句逗分割，合于音乐的顿挫，5、实字虚用，合于音乐的强弱，6、协韵，7、平仄谐和[21]。这些原则在当时的学术界属于重要的学生成果。对于今天中国教会在翻译圣诗时，也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为文字编辑委员会的主席，刘廷芳在这本诗集中创作、翻译圣诗达170首[22]，为诗集所收圣诗的三分之一。《普天颂赞》音乐编辑委员会主席范天祥牧师认为刘廷芳是整本诗集的中枢，他不但肩负文字委员会主席，更以身作则翻译了多首深具本色化的圣诗，如“收成歌”“除夕迎新岁歌”“千古保障歌”[23]等。黄永熙博士曾提到，当时“有人说，有几首他（刘廷芳）所翻译的诗比原文更感人，实在没有过甚其词[24]。”故黄永熙博士堪称刘博士为“中文译诗泰斗[25]。”1983年《赞美诗（新编）》出版时，选用刘廷芳博士创作和翻译的圣诗达75首。2006年《普天颂赞新修订本》出版时，收录刘廷芳博士的圣诗有59首。2009年的《赞美诗（新编）补充本》，选用他创作和翻译的圣诗7首。他的圣诗到今天仍深深地影响着基督徒的崇拜生活。
刘廷芳除了为《普天颂赞》作词、翻译之外，他还在当时教会刊物上发表文章，将他诗歌的译作或创作，以及对中国圣诗的观点进行详细阐述。在《中国信徒与圣歌》[26]一文中，刘廷芳谈到圣歌对中国信徒生活的影响，也谈到中国信徒对当时代圣歌的一些意见。如文辞不典雅，音乐完全西方化，圣歌神学太偏。他认为要编作一本令人更为满意的圣歌集，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1、从教会千余年诗歌宝藏中重行采集与我国信徒合用的诗歌，采得其精神与诗意。2、从许多西洋乐调中选取最庄重优美而合我国信徒唱的乐调。3、从已译成华文的歌本中，选取其歌词清顺合用，不碍文学的眼光者，保留之，并删去其他。4、根据已通行的旧译稿，重新修改，以求合用。5、选取若干首西国教会名歌，合我国信徒需要而未经详述者，译述之。6、征求我国信徒自己创作之诗歌，并制新乐调，以配合之。7、根据我们自己宗教的经验，创作新的诗歌。8、通行的旧的诗歌，重行译述，以求文辞与精神及乐调都相合。在《普天颂赞》编成之前，他自己在圣诗中国化方面作了长期探索，如他最早将翻译的圣诗在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进行试用。后来他在自己主办的基督徒灵修读物《紫晶》中，将创作和翻译的诗歌先后发表，与广大读者进行交流。在编辑《普天颂赞》过程中，他也在《真理与生命》中“秋水斋译述圣歌诗话”专栏连载他介绍国外经典圣歌的文章，对《普天颂赞》中的部分圣诗进行推介。此外，他与杨荫浏合著了“中国信徒对于圣歌选择的意见”“中国信徒对于圣歌中几个称谓词的主张”以及“普天颂讚的圣歌產生表”，使今人对于《普天颂赞》的历史背景及圣歌年代有直接的认识。这一切都是他为圣诗中国化所作的贡献。
四、杨荫浏对圣诗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杨荫浏，1899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他自幼喜欢音乐，六岁时随邻居的小道士阿炳学习中国乐器。十岁时，他随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郝路义（L.S.Hammond）学英文、钢琴、乐理、和声和对位；郝路义不单交给杨荫浏西方的音乐知识，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杨荫浏，最终使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于二十一岁受洗加入圣公会，1923年进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经济系。1929年，他应圣公会之聘，负责编印“颂主诗集”。1932年担任《普天颂赞》编辑委员会总干事，与刘廷芳博士共同编纂《普天颂赞》。杨荫浏是中国音乐史家，民族音乐学家与中国基督教圣乐家。
在《普天颂赞》编辑工作中，杨荫浏可谓是一个全才式的人。燕京神学院杨周怀教授在《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基督教赞美诗的翻译、编曲、作曲及作词方面所作的贡献》[27]一文中指出：在1936年出版的《普天颂赞》中，由杨荫浏和刘廷芳合作翻译、修订的赞美诗有210首，占全部《普天颂赞》548首中的35%。在这210首中，由杨荫浏先生自己单独翻译的达150首。在他所译订的诗中，有13首是他自己谱的曲，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真美歌》、《三叠离歌》《心泉歌》等。有10首是他自己作的词，如《真美歌》《三叠离歌》《基督化家庭歌》等。1982年出版的《赞美诗（新编）》，共收集了经杨荫浏先生作词、作曲或翻译的赞美诗共51首。在文献记录中，很难见到杨荫浏先生这些有中国风味的曲调。在和声方面，杨荫浏先生处理自己创作的曲调，或处理引来的曲调或中国古曲，他有几种方法：一、以传统I、IV、V（西洋和声）编成四部，或四部合唱曲。二、有些中国曲调，引了旋律，配以和声，但只是和弦，以和弦衬托着旋律。三、有些曲调，配以和声后又加了一些“对位”。他的这些尝试为后人创作中国曲调或处理中国曲调起了相当程度的示范作用。
在编辑《普天颂赞》的过程中，杨荫浏先生除了从事赞美诗的编曲、作曲、作词、翻译工作，他同时在教会重要的刊物《真理与生命》音乐专栏里发表了16篇关于圣歌编辑的著述[28]。在《中国信徒对于圣歌选择的意见》和《中国信徒对于配合圣歌音乐上的主张》文章中，他忠实地记录了中国信徒关于选择圣歌的文字和音乐的倾向性；在他与费佩德合著的《圣歌故事》（一）（二），《基督教的圣歌史略》，以及《圣歌音调史》（一）（二）文章中，他选择性地分析了部分圣歌的创作背景和音调来源；在《西文的音乐特征》和《圣歌的翻译》（一）（二）文章里，他深入地比较了中西语言承载的音乐差异，并寻求二者间的共性。他的这些文章不管是对当时的读者，还是对于今天研究圣诗的人都是极有价值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先生在《杨荫浏与宗教音乐》[29]一文中曾经谈到：在“改革开放”之后，杨荫浏先生又以“原《普天颂赞》编委”、“教会音乐专家”的身份被聘为中国基督教协会所属“中国基督教圣诗委员会”的“顾问”，对1983年出版的、目前在中国基督徒中被广泛使用的《赞美诗新编》的编辑出版，作出了“卓越贡献”。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这本用以替代经过“文g e”的浩劫后很难找到的《普天颂赞》的《赞美诗新编》，还是以后将在中国出现的更“新”的赞美诗集，只要它是为中国基督徒使用的，它就绝无可能越过《普天颂赞》而起炉灶。在某种意义上说，《普天颂赞》的工作不但是空前的，也是很难超越的。而这本《普天颂赞》的集成与杨荫浏的贡献是离不开的。
五、范天祥对圣诗中国化的贡献
范天祥（BlissWiant），美国传教士。他在美国俄亥俄卫斯理大学主修教会音乐，取得音乐博士学位，1923年与夫人敏德（Mildred）到北平任教。他们夫妇是第一对由差会委派到外地，终身专职教会音乐事奉的夫妇[30]。从1923-1951年都在燕京大学任教。《普天颂赞》编委会音乐主编。
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28年。据他本人的说法，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圣诗学上的贡献。1974年，也就是他在去世之前的一年，他在写给华北同工的一封信上谈到：“在我们一生之中，我们都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是为教会作永恒的贡献……敏德和我过去一起共事，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教会创作出新的诗集。1936年，这本诗集在上海出版，它在整个基督教历史运动之中，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是第一本跨宗派、跨国界、跨文化的诗歌集。我是该诗集的音乐编辑，也创作了七十首本色化诗歌中的部分曲调的旋律，并为其他诗歌谱上伴奏。1964年，敏德和我在其他人的协助下，翻译了所有七十首本色化诗歌。（指收录在《普天颂赞》内的中文诗歌）敏德非常有诗意地修饰了其中一些翻译，使之能配合已有的旋律供人歌唱。……这些都是为教会作永恒的贡献[31]。作为《普天颂赞》的音乐编辑，《普天颂赞》中所有中国旋律的赞美诗都是由范天祥配和声[32]；他还在《清风》杂志撰写文章介绍《普天颂赞》中十几首中国人作的圣诗，其中包括“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赵紫宸五首、杨荫浏四首，其他作者如杨镜秋、吴渔山、朱葆元、王近溪、顾子仁、沈子高、蒋翼振等人的作品。此外他还用英文介绍了《普天颂赞》所用的一部分中国古曲，民歌调和中国作者作的曲调[33]。他为中国圣诗的本色化做了极大的贡献。
范天祥为中国圣诗所有的曲调中，有一首《圣诞歌》[34]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基督徒所喜欢的经典诗歌。这首歌写于1933年的平安夜，那一夜范天祥带了大约70个学生出去报佳音，“……学生们穿越大街小巷，他们的歌声在围墙内回荡，吸引了围墙内的村民出来欣赏我们美妙的音乐和诗歌[35]。当夜，他们宗教学院有一名学生叫田景福[36]，晚饭后没有参加其他同学的活动，而是独自一人在校园里的未名湖畔散步。忽然他感受到一种啟示，觉得他在那情景之下应该写一首圣诞歌，以表达他对救主基督降生的赞美和喜悦的心情。于是他回到宿舍──宁德楼的顶楼，花了两小时，一口气写成这首《圣诞歌》。写成后他把这首诗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他所敬爱的老师刘廷芳博士。刘博士很欣赏这位学生的心意，细读此诗，只改了一个字，就把这诗交给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并请范天祥博士另谱新调。于是范天祥为这首歌词谱了一首很美的，具有中国风格的曲调，调名称为“燕京”。好的圣诗曲调就像一对翅膀，可以将一首圣诗传的更远。《圣诞歌》后来的流传与范天祥为其所配的曲调是离不开的。这首歌不仅在国内受到基督徒的喜欢，在海外教会也受到欢迎[37]。现在这首歌已被译成多种文字，仅英文译本就有6中之多[38]。
六、马革顺对圣诗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在圣诗的创作中，不可不提的还有马革顺先生对圣诗创作的贡献。马先生出生于牧师家庭，从小在基督教环境中成长，1933年开始他就立志要为中国教会音乐服务。他早年曾在美国西南音乐学院、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深造。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马革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合唱指挥家及中国教会圣乐家。
1936年《普天颂赞》出版时，曾收录了马革顺先生当年用中国G宫调式创作的《婴孩周岁歌》，那是马先生用中国调式创作圣诗的最早尝试。在50年代初，为了配合戚庆才牧师在上海怀恩堂主日的讲道，马先生根据戚牧师讲道的经文每周写一首经文短歌，在讲道前教唱，受到信徒的欢迎。这些经文短歌后来编辑出版，标题为《杖竿短歌集》，共收录一百首经文短歌，
50年代初期，每年圣诞节上海教会联合诗班都是马先生负责排练圣诞大合唱。由于连着几年都唱《弥赛亚》，他就想排别的圣乐作品，比如巴赫的《圣诞清唱剧》。但由于这个作品比较难唱，不太适合当时上海诗班的献唱水平，所以他萌发了自己创作一部《圣诞大合唱》的念头。从1953年春天起，他开始着手创作圣诞大合唱《受膏者》。这部作品一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预言”就是旧约圣经中对于基督到来的预言。第二部分是“成就”。有女高音和女声三部合唱，男高音独唱及男中音独唱等6首；最后一部分是混声合唱“愿荣耀归给他”，也是六首。这部作品于1954年春写成，1954年10月由中华浸会书局印刷出版发行2000册。
1954年圣诞节，受膏者在上海慕尔堂举行的“庆祝救主圣诞音乐崇拜”上献唱，献唱非常成功，大家都觉得作品很动听。后来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受膏者》被批为大毒草。一直到改革开放，教会重新开发后，国内一些教会开始唱受膏者。1988年香港浸会出版社发行而来《受膏者》之后，东南亚的一些华人教会率先唱起了这部作品，后来澳大利亚美国等华人教会也联合诗班献唱《受膏者》。1996年，美国洛杉矶的华人合唱团也邀请马教授去指挥、演出《受膏者》。这部作品今日在中国教会乃至世界各地华人教会中都广为传唱。在社会上，上海的爱乐合唱团也在2001年12月24日演唱了《受膏者》，据新民晚报报道，“演出受到中外听众的赞赏”。
《受膏者》在音乐创作风格上基本上是传统和古典的，在旋律的创作上，马革顺教授则是有意识地在民族化方面下了些功夫，作了尝试，这主要体现在“我心尊主为大”等几首歌上[39]。这部《受膏者》歌词全部选自中文和合本圣经经文。在圣诗歌词的创作方面，马革顺教授一直主张要打破传统的圣诗韵律，认为只有打破传统的诗歌韵律，才能达到圣诗形式多样化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基督教圣乐委员会的主持下，马先生指挥上海的联合诗班录制了四盘赞美诗的录音带，后来他又为圣诞节的音乐崇拜做了一盘《圣诞百人大合唱》录音带。由于各地教会诗班普遍缺少指挥，为了帮助各地教会培养指挥人才，圣乐委员会邀请马先生摄制了一部《怎样训练合唱指挥》的录像。这些录音带和录像中在教会中流传很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先生的圣乐合唱理论与实践。马先生五十年代学成回国后，在排练合唱的过程中他发现英文的发声方法并不合适中文的发声，因此他开始从中国戏曲里面研究中文的发声方法，最后得出“开口呼”“齐齿呼”“撮口呼”“合口呼”——统称“四呼”的咬字吐字规律。他的这一合唱咬字吐字的方法在今日的合唱界属于权威论述，在合唱界广受欢迎。今天中国教会的诗班合唱训练，用的基本上是他的方法，这也是他为中文圣诗合唱所作的一个伟大贡献。
七、《赞美诗（新编）》对圣诗中国化的与贡献
1979年中国教会重新开发之后，那时候信徒没有诗歌，为了教会的需要，1981年基督教协会成立了赞美诗编辑委员会，编辑部主要由史奇珪牧师、林声本牧师、洪侣明老师、曹圣洁牧师负责编辑工作。据林声本牧师的介绍，编委会成立之初，丁光训主教曾对林牧师说过这样的一番话。丁主教说：“你们这本赞美诗如果编好的话，可以使中国教会联合起来，如果编的不好，可能会让中国教会分裂开来。”主教将赞美诗集的编辑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因此当初编委会给这本赞美诗定特点的时候，首要考虑的就是“相互尊重、兼收并蓄”。据《赞美诗（新编）》序言介绍，该诗集所收用的赞美诗及短歌选自代表不同教会传统的十余本赞美诗本，诸如：《普天颂赞》、《颂主诗集》、《颂主圣歌》、《新颂主诗集》、《圣诗选集》、《宣道诗集》、《宣道诗》、《颂赞诗歌》、《诗歌》、《灵粮诗歌》、《救恩颂赞得胜歌》、《晨星短歌》、《杖竿短歌集》、《教会短歌》等。相互尊重的原则亦体现于目录的编排。
这本赞美诗集第二点特点就是圣诗的中国化。据编委会洪侣明老师的介绍，1982年赞美诗（新编）编辑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原《普天颂赞》编委，教会礼仪学专家沈子高主教被聘为圣诗委员会顾问，他非常重视《赞美诗（新编）》之编辑工作。一次，编辑部成员去访问他，征求他对编选赞美诗的意见。他谈了很多，其中他特别语重心长地说到：‘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忘本！我们一定要注意有中国化的赞美诗[40]。他的这个思想也成为后来新编赞美诗编辑过程中始终坚持的方向。《赞美诗（新编）》出版的时候，400首赞美诗中，102首是中国基督徒写词谱曲或采用中国风格曲调的赞美诗，其中56首是近年来中国基督徒的新创作。
赞美诗的中国化，一方面是指旋律的民族化，另一方面也是指神学的处境化等。如曹圣洁牧师在《圣诗与神学：从〈赞美诗（新编）〉中的创作圣诗谈起》一文中谈到：圣诗既是以阐述、传达、宣扬神的话语为内容，必然反映一定的神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圣诗起着神学教科书的作用；但它不是通过论述的方式，而是通过诗和曲调的结合来表达[41]。神学的处境化在中国基督徒所创作一些圣诗中可以清楚表现出来。如汪维藩牧师所作的《与主同去歌》（赞美诗新编248首）。在这首歌歌词中，汪牧师借用圣经雅歌书的记载，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冬天已往，雨水已止，百花开放，百鸟鸣啼”的景象，在春天的景象中良人发出呼唤，“我的佳偶，与我同去”。副歌写于1982年。副歌云：“耶稣我主，我爱所归，我身我灵，永属于你，幽谷之中，思你心切；与你同去，今又春回！”正歌到副歌的写作时间间隔20多年，在这20多年里，汪维藩牧师在文化大g e命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不单是对他个人，也是整个中国教会的经历，因此这首歌的意境可以升华为中国教会的灵性经验，20年多后，教会的春天终于回来了！这是一首表达中国教会迎来又一个春天的诗歌，这对于每一个走过人生寒冬迎来生命春天的基督徒来说，唱到这首歌时都会有特别的感动。这首歌由林声本牧师配调，旋律采用中国五声调式，和声采用西洋和声。
圣诗旋律的民族化是指圣诗借用中国民歌曲调，或是对中国民歌、古曲进行改编，或是使用中国的五声音阶进行创作的诗歌。在这一方面中国基督教圣乐界前辈做过很多的成功尝试。如《赞美诗（新编）》30首“天恩歌”，赵紫宸填词，曲调源自中国北方民歌——“锄头歌”。第51首，“耶稣美名歌”，曲调源自中国著名民歌——“茉莉花”。第195首，《三叠离歌》，曲调是源自古琴曲《阳光三迭》，此曲原名《渭城曲送元二使安西》，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1934年杨荫浏将其改编并配制和声。另外，《赞美诗（新编）》第68首《明星灿烂歌》是梁季芳用F宫调式创作。近年如陈泽民教授《神工妙笔歌》，曲调源自中国古琴曲“平沙落雁”，经改编成为圣诗曲调。还有像史奇珪牧师的《我爱中国教会歌》《邻舍就在身旁歌》，林声本牧师的《与主同去歌》，《生活美好歌》等，都是曲调中国化很好的例子。此外，《赞美诗（新编）》中还有一些具有民族风格，又好听、又好唱的诗歌如《慈父上帝歌》和《今到主殿歌》等，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成功的圣诗中国化的案例。自出版以来，《赞美诗（新编）》受到广大信徒的喜欢，目前发行量已经超过1700万册。1998年赞美诗新编出版了双语版，供海外信徒在崇拜中使用。
八、其它一些圣诗集对圣诗中国化的贡献
1983年赞美诗新编出版之后，中国基督教协会又于1990年前编辑出版《赞美诗短歌》《短歌》中有三百首经文短歌和340首以中国传统曲调谱写的或者中国基督徒作曲的“原创”短歌[42]。这些诗歌在部分地方被传唱，深受信徒的喜欢。但由于当时对于这个短歌缺少推广，所以这本很中国化的短歌发行数并不多。
《赞美诗（新编）》用了20多年之后，全世界范围内有不少新的具有灵性深度的作品涌现，因应时代的发展，2003年中国基督教圣乐委员会提出继续编辑赞美诗本的建议，并于同年8月成立相关的编辑委员会，从2003至2009历时6年编成《赞美诗（新编）补充本》。这本补充版秉承“新编”所定下的“相互尊重、兼收并蓄”和“圣诗的中国化”要求，一方面较多选用境外出版的赞美诗译作，同时也征集国内教会同工的新作品。该诗集最后选用61首中国基督徒所创作的诗歌，这其中未经基督教全国两会出版过的新创为54首[43]。在这些新作品的作者群里，有些是教会的领袖，也有一些诗歌是来自平信徒的创作。这大大鼓舞了广大信徒对圣诗创作的热情。
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多年里，为了各地教会诗班的需要，金陵协和神学院和基督教全国两会也陆陆续续出版了八集《圣歌选集》[44]，这八集里中国基督徒作品占很大的比例。上世纪，由新加坡三一神学院发起一个收集和出版中国大陆、台湾及在东南亚的华人基督徒所撰写的诗歌特别计划，先后出版了五期《华夏圣诗》每一期收录了20-25首由华人音乐家创作或根据中国传统民歌曲调改编的赞美诗和较短的圣歌。这里面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是相当成功的圣诗中国化的成果，这些圣歌在中国城市和农村教会中都受到欢迎。
结语
为了让福音更加中国化，让基督教能够融入中国文化，以致中国人能够更加容易接受福音，中国基督教的前辈们在神学的处境化、圣诗的中国化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从中国第一位基督教牧师梁发开始，中国基督徒就有意识的开始圣诗中国化的探索与努力。中国第一位圣诗曲调创作者席胜魔牧师，开始用中国民族曲调来创作圣诗的旋律，获得了广大信徒的接受与欢迎。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时候，中国基督教在神学本色化方面作了很多的探索，这其中包括对圣诗中国化的努力。这其中赵紫宸《团契圣歌集》和《民族圣歌集》无疑是那个时代在圣诗中国化方面成功的案例。后来《普天颂赞》的出版，更是将圣诗中国化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历史时期，为圣诗中国化做出杰出贡献的有刘廷芳、杨荫浏、范天祥等圣乐家。在近代，马革顺教授在中国圣诗创作上的贡献也都是有口皆碑，他在中文圣诗合唱方法上的研究成果，更是成为该领域的权威。80年代，中国教会重新开放之后，《赞美诗（新编）》的出版，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教会圣诗中国化的新成果。此后，《圣歌选集》陆陆续续的出版，以及2009年《赞美诗（新编）补充本》的出版，更是丰富了圣诗中国化的内容。诚如陈泽民教授1996年在“美国-加拿大圣诗学会年会”所说：“什么是赞美诗中国化？什么是评判赞美诗是否中国化的有效标准？这些问题都是不容易回答的。……我相信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那才是准确的。”圣诗中国化不是通过具体定义而获得，是通过不断的探索与试验，其作品得到广大信徒的欢迎，并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样的圣诗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中国化的圣诗。在今天中国社会大力促进文化繁荣建设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中国基督教圣乐界前辈对圣诗中国化的探索中学习宝贵的经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中国化圣诗，为促进文化繁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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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卓新平：“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载《中国宗教》，北京：国家宗教局，2007年第8期，第34页。
[2]关于席胜魔的生平，可以参考李亚丁：《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网址：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by-person/x/xi-shengmo.php
[3]卓新平：“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载《中国宗教》，北京：国家宗教局，2007年第8期，第34页。
[4]王神荫：“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载《基督教丛刊》，1948年第26期，第53页
[5]歌词摘自《颂主圣歌》，中华内地会重订，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1921。
[6]王神荫：“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载《基督教丛刊》，1948年第26期，第53页。
[7]《上海文化艺术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内文引自网页版：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2149/node72157/node72191/node72220/userobject1ai78294.html
[8]笔者对照了1921年的《聚会大意》后，发现《赞美诗歌增订》本对于原诗做过部分的改动，但整体仍是一致。
[9]关于赵紫宸的生平，可以参考李亚丁：《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网址：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by-person/z/zhao-zichen.php
[10]赵紫宸：“团契圣歌集”序一，载《赵紫宸文集》第四卷，燕京研究院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38-739页。
[11]王神荫：“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载《基督教丛刊》，1948年，第26期，第52页。
[12]徐以骅：《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02页。
[13]赵紫宸：“民众圣歌集”序，载《赵紫宸文集》第四卷，燕京研究院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50-754页。
[14]龙维欣：“赵紫宸在中国圣诗上的贡献”载《教牧期刊》，香港：建道神学院，1991年，第87-89页。
[15]黄永熙：“民众圣诗作者赵紫宸博士”载《文艺通迅》6卷6期1995年11月。
[16]关于刘廷芳的生平可以参考李亚丁：《华人基督教史辞典》，网址：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by-person/l/liu-tingfang.php
[17]六公会联合圣歌委员会编订：《普天颂赞》，广学会发行，1940年版，序言第1-3页
[18]赵庆文：“圣诗的传唱：《普天颂赞》出版述论”载《宗教学研究》，四川：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11年3月，第88页。
[19]费佩德，杨荫浏：“中国信徒对于选译圣歌的文字观”北平：圣歌与音乐，1934年1月，第5-7页。
[20]费佩德，杨荫浏：中国信徒对于选择圣歌的文字观，北平：圣歌与音乐，1934年1月，第5-7
[21]《普天颂赞》，上海：广学会发行，1940年版，序言第1-3页
[22]何守诚在《圣诗学启导本》一书中称他编修的圣诗达190多首何守诚：《圣诗学启导本》，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2年
[23]翁传铿：“本色化圣诗的先驱者范天祥牧师”引自网页：http://www.cclc.org.hk/bookp_publisher_details.php?id=47
[24]黄永熙：“民众圣诗作者赵紫宸博士”载《文艺通讯》16卷6期1995年11月
[25]黄永熙：“民众圣诗作者赵紫宸博士”载《文艺通讯》16卷6期1995年11月。
[26]刘廷芳：“中国信徒与圣歌”载《真理与生命》7卷2期。
[27]杨周怀：“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基督教赞美诗的翻译、编曲、作曲及作词方面所作的贡献”载《中国音乐学》，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1999年，第4期，第41-42页。
[28]林苗：“重识杨荫浏的基督教音乐实践观——对《圣歌与圣乐》中杨荫浏16篇文论的择评”载《艺术探索》，广西：广西艺术学院，2008年12月，第58-59页
[29]田青：“杨荫浏与中国宗教音乐”载《音乐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3月，第68页。
[30]范燕生：《颖调致中华：范天祥传——一个美国传教士与中国的生命交流》，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0，第326页。
[31]范燕生：《颖调致中华：范天祥传——一个美国传教士与中国的生命交流》，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0，第332页。
[32]范燕生：《颖调致中华：范天祥传——一个美国传教士与中国的生命交流》，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0，第326页。
[33]何守诚：《圣诗学：启导本》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2，第242页。
[34]《赞美诗（新编）》选用这首诗歌的时候，将这首歌的标题改为《一轮明月》。
[35]范燕生：《颖调致中华：范天祥传——一个美国传教士与中国的生命交流》。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0，326页。
[36]田景福是山西汾阳县人，他出生与基督徒家庭，从小受基督教教育，他父母常鼓励他多为主作工。他于1932年进燕京大学，主修宗教学。解放后，他还担任了陕西省基督教协会会长和陕西省三自主席。
[37]1985年，田景福随中国基督教代表团访问印度，在与当地教会共同崇拜时，同行的史奇珪牧师在当地教会的赞美诗集中发现了《一轮明月歌》，询问当地肢体时，他们表示非常喜爱这首诗歌。
[38]夏子：“田景福：从作家到教徒”，载《陕西基督教》，陕西：陕西基督教两会，2011年第2期（总第33期）第38页。
[39]马革顺：《生命如生活般燃烧马革顺自传》，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第89页。
[40]洪侣明：《心声篇——〈赞美诗（新编）〉编辑工作侧记》，载于《天风》1983年第3期
[41]曹圣洁：“圣诗与神学：从〈赞美诗（新编）〉中的创作圣诗谈起”载《基督教圣乐路向论文集》，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教育部，第73页
[42]陈泽民：“中国教会赞美诗与文化融入”载《求索与见证——陈泽民文选》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7年，第435页。
[43]《赞美诗（新编）补充本》，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9年10月。序言
[44]圣歌选集1-4集有金陵协和神学院出版，5-8集由基督教全国两会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