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人像戴德生那样为了神的缘故去关心中国。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民族传统而改穿中国人的服装。他冲破宗派间的屏障而成立了超宗派的差传队伍。他一直有一个异象；即把福音传到中国的每一角落。他的动机不是来自鲁莽的冒险，也不是来自个人的满足感，而是深切地关怀那些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中国人。他对于神的信实从不怀疑，这信心成为他毕生推动的力量。戴德生说过：“假若我有千镑黄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若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如今千千万万的中国基督徒也应以同样的信心作出响应，把自己的一生交托给神，来证实神是信实可靠的。今天正是时候，我们应该关心中国的众教会。不论是普通信徒也好，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也好，阅读戴德生传记、正好适合这时代的需要。
如今西方的信徒享有各种的自由和方便，反观中国的众教会，不论是已往或是今日．他们所表现的忍耐和坚强实在足以使那些在西方享惯安逸的人感到羞愧。在中国的信徒们，只是单纯地相信，有一位永活的神，他已经说出他的话语，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信赖的，他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
在戴德生的传记中，陈述了一些简单的原则，包括朴素的生活方式、对真理的顺服、信靠神的祷告，和持久的忍耐。戴德生的传略，像一面镜子，催促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更认真地省察自己。愿神用戴德生的一生来勉励我们。愿荣耀归给神。
第一章、敬虔爱主的祖先
先从本书主角戴德生的曾祖父戴雅各说起。
一七七六年二月一日，在约克郡（Yorkshire）的一个山谷罗莱斯顿（Royston Valley），有一个泥水匠戴雅各（James Taylor），迎娶了贝蒂（Dame Betty Shew）。在这结婚的大喜日子，乔舒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的经文“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一直萦绕在戴雅各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戴雅各是一个循道会（Methodists）的热心信徒，就在他与贝蒂结婚的那一天，仍没有忘记神的恩典，他立下心志，要使这个家，成为事奉神的家。
几年之后，戴雅各带着妻子和几个孩子搬到约克郡的小城巴恩斯莱（Barnsley）。戴雅各当水泥匠的收入，那时己不敷一家大小的开支，他就在巴恩斯莱另找工作。他后来在镇长贝克特（Joseph Beckett）开设的亚麻布加工厂工作，每周薪金十三先令六便士。
戴雅各的生活艰苦朴素，每周全家的花费，限定在十二先令之内。不管妻子和孩子有什么急需，每周所用的，只限定为十二先令，不准超额。他的薪水则是十三先令六便士，省下的一先令六便士，是留下来奉献给神的事工和穷人。戴雅各这种舍己为神的奉献心愿，给他的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巴恩斯莱是英国最堕落的城镇之一，醉酒、赌博、嫖妓样样都有，可说万恶俱全。戴雅各在这堕落的环境中，仍然清心爱主。他们把家里的厨房打扫干净，略加修饰，找到一些有心追求主的邻居，一同在厨房里有家庭聚会。许多人参加聚会之后，都说戴雅各和妻子贝蒂实在是认识神的人，他们常能向别人提供灵性上的帮助。
家庭聚会有了一段日子，就有七位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地开始了一个循道会的聚会，他们推选戴雅各为传道人。戴雅各遵照使徒的教训，常作露天布道。当他在巴恩期莱的老桥（Old Bridge）和市场（Market Place）一次又一次地作露天布道时，他实际上冒着生命的危险。那里的地痞流氓，厌恶神的福音。有一次他们向戴雅各投掷石头和垃圾，把戴雅各击倒，把他拖过污泥中。戴雅各至终被人救出来，然而他不反悔，下次又去传福音。
又有一次，有人用捣成粉状的玻璃粉末，并将之和烂泥混合然后乘戴雅各聚会完回家时将玻璃碎的烂泥，硬擦入戴雅各的眼睛，蓄意使这位福音使者终身瞎眼。
当戴雅各被坏人袭击时，由于眼睛受创一时看不到东西南北，若不是镇长贝克特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
戴雅各在家养病三个月之后，主耶稣医治了他，使他不至失明而能照常到亚麻布厂上班。戴雅各的老板，亦即镇长贝克特认出凶徒是谁，要戴雅各到法庭控告他，但是戴雅各不愿这样作，只是说，我知道主耶稣能够对付他们，我情愿把这件事交在他的手里。
结果镇长贝克特亲自上诉那个几个凶徒。那凶徒不认罪，他在法庭上的见证厢上发毒誓说，我从来没有作过这件事，若是我作的，愿神使我终身瞎眼。不久，整个巴恩斯莱的人都知道，这个发毒誓的凶徒，不久真的失明。在他的余生中，他要靠一条狗带路，并且穷困潦倒。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到过巴恩斯莱传福音之后，戴雅各的聚会的人数急速增加，戴雅各的厨房再也容纳不下聚会的人，这个家庭聚会于是在巴恩斯莱城镇最热闹的地区宝福特山（Pinfold Hill）建造了一间小教堂。第一个被接纳为小教堂的新会友的，就是戴雅各的大儿子戴约翰（John Taylor）——也就是这本书主角戴德生的祖父。
一七九五年戴雅各逝世，他的大儿子戴约翰于是担负了全家的经济责任。戴约翰虽然只有十七岁，已能承接父亲的衣钵成为亚麻布针织机的熟手。亚麻布织品——包括床单、桌布、手绢、衣裳等——那时已经成为巴恩斯莱的主要工业。由于戴约翰勤劳地工作，后来他在亚麻布织品机器零件的经营上获得成就。
一七九八年五月戴约翰娶了玛丽（Mary Shepherd）为妻。玛丽是约克郡一座**的狱长威廉?沙弗特（William Shepherd）的女儿。这位狱长脾气很好，对待犯人很有耐心和态度温和，是一位很有见证的基督徒。他也是循道会早期的传道人之一。
戴约翰有七个儿女，三个女儿，四个男孩子。第二男孩子戴雅各（James Taylor）即是本书主角戴德生的父亲。
戴雅各小时候就想学医科，但是由于读医科很艰苦，非他所能胜任，他后来就改读药剂学。他十四岁到外埠去当学徒，七年之后，即一八二七年，才学成回家。
戴雅各经营的药店的生意，并不影响他孜孜不倦的读书习惯，他可以说无所不读，涉及的范围很广泛。他除了读圣经之外，还阅读讲道人的讲章，以及属灵伟人的传记。
由于戴雅各药店的生意蒸蒸日上，就出资在毕特街（Pitt Sheet）和约克街（York Shreet）交界的角落兴建了一间石头砌成的屋子。在戴雅各新居的对面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便雅悯．德生（Benjamin Hudson）的住宅。便雅悯．德生牧师的大女儿阿美丽雅（Amelia Hudson）在当地被人称为夜莺，因为她的歌喉非常优美。
再说戴雅各药店的业务，越来越兴旺，他开始认识到，如果你有正常的祷告生活，并坚定不移地信靠主耶稣，他能作任何事。他的最大的嗜好就是读圣经。他深信诗篇第一篇第三节神给义人的应许：“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他新租下的药店坐落于中心的漆赛街二十一号。（21，Cheapside）是巴恩斯莱最旺的地区。在事业发达时，戴雅各没有忘记神的恩典，他托妹妹为他照料药店的业务，使他可以抽空祷告和准备讲章，因为这时候戴雅各已被教会确认为合格的传道人。
一八三一年四月五日，戴雅各正式和便雅悯?德生牧师（Benjamin Hudson）的大女儿阿美丽雅（Amelia）在圣玛丽教堂（St．Mary Chapel）结婚。
一八三一年冬天，戴雅各夫妇一起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二节：“你要将一切头生的，归给耶和华。”同一章十三章十三节又说：“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
戴雅各夫妻两人虔敬地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献上将来的头生的。两人认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们并不留下一切最好的东西，包括头生的孩子。他们跪下来，向神说出一个心愿，他们愿将头生的分别为圣归给至高的神。他们夫妻跪下向神许愿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了他们，他们心里明白，神已悦纳他们所奉献的头生的。
一八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一个已经被奉献和已经被分别为圣的头生的男孩子生下来，戴雅各夫妇给他们的儿子起名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戴（Taylor）是父亲的姓，德生（Hudson ）是母亲的姓，孩子用的是复姓，名字则沿用父亲的名字雅各（James）。
第二章、蒙恩得救的经过
戴德生在一个循道会的家庭长大，从小就憧憬做一个勇敢的传道人。当他只有五岁的时候，就听人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国家叫中国，那里极需有人前往作差传的工作。戴德生虽是一个儿童，却喊着说：当我长大成人的时候，我要作一个传教士，到中国去传道。
有人也许要说这只是五岁孩子的冲动，他并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可是你只要听这个小孩子的祷告，你就知道他是真心地向着中国。戴德生这样祷告：“主阿！帮助我吧！我愿意为你在中国工作。”
然而戴德生从小就多有忧患，两个弟弟先后去世，留下他成为家中独有的男孩子。此外，在他之后还有两个妹妹。这时候他已感觉到人生的短暂，知道人的生命气息，实际上是掌握在神的手里。
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乘药店休息的日子，经常邀请弟兄姊妹到家里分享灵性的经历，这些信徒也不时述及世界各地的差传故事。戴雅各总是把话题集中到中国这个东方的国家，并感叹英国的信徒们对这个遥远的国家的差传工作，抱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
不久，彼得柏利（Peter Parley）的着作《中国》（China）在英国出版，戴雅各和弟兄们见了，爱不释手，反复诵读，熟悉的程度，几乎达到可以背诵的地步。父亲戴雅各对中国情有独钟，在戴德生的心灵上，留下一个深刻的、难忘的印象。
一八三九年，戴德生七岁时，常常陪着父亲到巴恩斯莱邻近的乡村传福音。戴雅各的事工甚蒙神的祝福，那一带经历了一次灵命的复兴。戴德生虽然幼小却认识到父母所讲的，不是一些一般的道理，父亲乃是与又真又活的神有直接的交通，而所传讲的乃是活的见证。
一八四三年，当戴德生十一岁时他父亲送他到一个私塾，受一个莱各先生（Mr．Laycock）的教导。全班学生有六十名左右。
一八四四年夏天，戴德生随着成年人到列斯（Leeds）附近参加一个夏令营的聚会。在那次的聚会中，有一位讲员，是来自澳洲塔斯曼尼亚（Tasmania）隆塞斯顿（Launceston）的亨利?里德（Henry Reed）。那天亨利?里德讲道的中心信息是《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在讲道的过程中亨利?里德讲了一个自己亲自听到的见证，这见证是一个被处死刑的犯人在就刑前一夜，向亨利?里德说的。该死囚希望亨利?里德向后世的人传说这个活生生的实例，劝一个人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戴德生一生都被这个故事所警戒，他后来在中国传福音时，不断地、不厌其烦地覆述这个故事，而亨利?里德也在后来不断地支持内地会，成为戴德生的莫逆之交。
我们现在复述一下戴德生在十六岁从亨利?里德口中听到的故事：
嘉纳（Gardner）是六个死囚中的一个，在就刑前一晚，亨利?里德去见嘉纳最后一面。嘉纳等六个死囚犯的是谋杀罪。在犯谋杀罪之前，嘉纳曾有一次感到圣灵的感动和神的存在。曾有一天，嘉纳在隆塞斯顿近郊的瀑布山（Cataract Hill）散步，嘉纳突然听到背后有一个柔和的声音对他说：“嘉纳，要将你的心归我。”嘉纳转过身来，看不见对他说话的人。在阳光之下，在空旷的地方，渺无人迹，除了他那被唤醒的良知，以及那位无所不在的神。
“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这句话实际上是箴言二十三章二十六节的话。嘉纳听到“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毫无疑问的，是天地间造物的主在对他嘉纳说话，他当时如何响应圣灵的呼唤呢？
嘉纳长时间的沉思之后，并不欢迎父神的呼唤。他不愿意悔改归向主，因他认为悔改得救将干扰他的前途，将使他失去在属世方面成功的机会。他现在必须不择手段地赚钱，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才考虑永生的问题。嘉纳想，神是满有怜悯的神，神会再给他机会。就这样嘉纳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他不听神的呼唤，实际上他是给撒但机会，把他推入坠落的深渊。当天晚上，嘉纳在房子里看见他的合伙人数算库存的钞票，共有七英镑。嘉纳突然起了贪念，想将之据为己有，而要独吞财产，他唯有谋杀这个多年信任他的合伙人。嘉纳守候了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机会，进行了谋财害命的罪恶行为。
亨利?里德讲完这件事，戴德生心灵颤动，当他从夏令营回到巴恩斯莱的途中，在他心灵的深处，似乎有声音呼唤他：“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
一八四五年圣诞节，戴雅各的药店，因人手不足，需要儿子戴德生到店里帮忙，结果戴德生只好辍学。
这时候，有一件事引致他的心开始倾向主。他看到福音单张机构（Religious Tract Society）一张单张、里面说到一个故事，即有一个穷苦的、低能的人，名叫约瑟，约瑟只能抓住一个基本的、重大的真理，一生坚信这个真理，直至回到天家。约瑟毕生不断地说：“是的，约瑟是个罪魁，但是主耶稣的话是可信的。伟大的神创造万有，但道成肉身，为要拯救罪人。这岂不也包括我约瑟在内吗？”
戴德生读了这张福音单张之后，被这简单易明的信仰所感动，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回到了神的跟前。虽然这感动是真实的，但他瞬即淡忘。这种忽来忽去的儿童时的感动，令戴德生在多年后再回顾时，不敢确认那次是清楚的得救。
一八四七年，当戴德生十五岁的时候，有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叫他可以到巴恩斯莱一间银行任小职员。由于戴德生所受的教育不多，而又太年轻，他父亲唯恐他不能胜任。戴德生在银行工作，促使他生活规律化。银行的工作性质要求他必须准确无误和高效率，并促使他急补商业通讯和简单簿记。这项工作为他后来担负属灵领袖，提供了一次训练的机会。
戴德生在银行中的同事，是属世俗的和不敬虔的，每当他一谈到信仰的问题，同事们就嘲笑他。戴德生慢慢地受到同事们的感染，也贪爱钱财、骏马、美屋，和世上的浮华。后来戴德生由于在银行工作经常要加班，煤气灯的烟使他眼睛严重发炎，他不得不辞去这份银行工作，回到他父亲戴雅各的药店作帮手。
戴德生的妹妹阿美丽雅，此时已达十三岁。戴德生很信任妹妹，对她可以无所不谈。在他一生中，妹妹赢得他绝对的信任，他经常借着书信，向妹妹说出心事。
她妹妹阿美丽雅，在那些日子有一个心愿，要每日三次为哥哥戴德生祷告，直至他得救为止。
戴德生辞退银行工作回家后，心里一直没有喜乐过，他的眼疾虽然已经痊愈，但是内心仍然对神有着背叛和不信的恶心，尽管他内心挣扎，仍是于事无补。有一天下午，他母亲到外地，他从父亲的书房里，看到一张福音单张，有一句话“基督作成的工作”引起他的注意。“已经作成了！作成了什么？”立刻他想起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成了”两个字。“是的，罪债已经还清了，不单是为着我一个人，也是为着全世界的罪人。”
哪里知道，他母亲在八十里之外的地方，心里有催促、要她为儿子的重生得救祷告。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恳切地祷告了几个小时，直至圣灵告诉她儿子的蒙恩得救已经作成了。
这一边在巴恩斯莱，亦即他母亲在远方祷告的期间，戴德生对自己说，如果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如果罪债已经还清了，剩下要作的是什么？他唯一要作的，就是相信。
戴德生跪下来接受主耶稣作他的救主，当他对主耶稣的救赎赞美不尽的时候，圣灵光照了他的心灵，他的内心充满了喜乐。圣灵在戴德生身上完成工作的时候，也正是圣灵晓谕他母亲他已得救的时候。当他母亲在她房间里赞美神的时候，也正是他在书房里赞美神的时候。
数日之后，戴德生把他蒙恩得救的秘密告诉他妹妹阿美丽雅，并预先得着她要保守秘密的承诺。两个星期之后，戴德生的母亲回家，戴德生急不及待地到门口迎接母亲，并说有好消息告诉她。戴德生的母亲把他抱入怀里，对他说：“我早已知道了，我为你的好消息，已经喜乐了两星期了。”戴德生以为妹妹阿美丽雅泄漏秘密，他母亲遂将她在远地受圣灵催促，为他的得救祷告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戴德生事后无意中翻阅了妹妹的日记，才知道一个月前，妹妹立志天天为他的得救祷告。这项天天持守的祷告，在一个月后竟然蒙神应允。
第三章、把自己奉献给主
一八四九年六月戴德生清楚知道主耶稣所完成的救赎，他的生命有了重大的改变。
因着信，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为他所作成的一切，他能够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二20）
戴德生的得救是清楚的和彻底的，他觉得主的爱，也深受主的爱激励，他引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五节的话，来表明他的心迹，他立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来跟随他、事奉他。他用那节经文祷告说：“我爱我的主人，不愿意自由出去。”
他现在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人蒙恩得救，照着福音书所说的，穷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他到巴恩斯莱的贫民窟，去散发福音单张，以和蔼可亲的态度，向穷人们述说了主的恩爱。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戴德生辗转无法入睡，他想起前几天，当神的仆人格林伯里（Mr．Geenbury）到巴恩斯莱讲道四天的时候，有一百多人决志信主，他亲眼看到这感人的场面，他为这些新得救蒙恩的人欢喜。另一方面，他虽已得救了，却未享受基督的丰满；他多么渴望神的同在。却为自己的软弱、失败，而感到羞愧、他需要过的生活，正如经上所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在实际的生活中，他也有以赛亚的感受，在以赛亚书六章五节里，先知以赛亚喊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尽管戴德生深为自己的不堪不配而心灵受压，但是雅各书四章八节的话勉励了他：“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戴德生想，在巴恩斯莱，神的仆人格林伯里在四天的布道会里，总共带领了一百多人信主，福音岂不更需要传到地极，特别是中国，好让中国内陆的人民，也能听见救主的大爱。中国人口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却世世代代生活在黑暗里。数亿人从生下来那一日起，直至撒手人寰，一直没有机会认识神。这时候突然有一个思想临到戴德生，神岂不是也顾念中国人？神岂不是也正要差遣人到中国去？
在这严肃的时刻，戴德生向神办交涉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当戴德生跪下来仰望神的时候，他认识到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一个真正彻底奉献的人，必须放弃一切属世的前途，必须把自己一生的时间和前途交在神的手中，他如今愿意去任何地方，作任何事情，为主的缘故，付出任何代价。这个心愿是出自他里面的深处，他绝不改变初衷，他绝不收回他的奉献。
瞬刻之间，他觉得那时刻太神圣了，甚至他跪下的地方是圣地。戴德生这样叙述他当时的经历：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经历。文字无法写出我当时的感受。我感觉到神的同在，我是在与全能的神在立约。我似乎想收回我的应允和奉献，但是我根本作不到。似乎有声音对我说，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奉献已蒙接纳。我在那时刻有一个永不动摇的信念，就是我是被神呼召到中国。
“那个命令是那么清楚、明确，‘你要为我到中国去！’”
是的，中国，中国成为他的人生的意义，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活着就是为着中国。他母亲后来作见证说：“从那个时刻起，戴德生的心志坚定了，他无论是作事或读书，都以这宗旨为目标，而他无论遭遇到任何的困难，他的宗旨绝不动摇。”
戴德生既然被神呼召到中国去，他就立意要多知道一点有关中国的情况。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的，就是主日学的校长约翰?惠华德（John Whitworth），因马约翰?惠华德是英国暨外国圣经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地方司库。这次访问没有落空，约翰?惠华德送他一本国语版本的《路加福音》。对戴德生来说，这本《路加福音》简直是一件珍宝。约翰惠华德又告诉戴德生，本地有一位公理会（Congregational）的牧师，收藏有一本麦都恩博士（Dr．W．H．Medhurst）着作的《中国》（Middle Kingdom）。戴德生立刻去找这位公理会的牧师，向那位牧师借《中国》，那牧师欣然答应，并问戴德生何故要借这本书？戴德生说，神呼召我一生要在中国作差传工作。那牧师又问，你打算怎么去呢？戴德生答：“我什么也不知道。似乎将来只好照福音书中十二个使徒和七十个门徒的作法，腰带里不带金钱，行路不带口袋，只靠差我的主供给我一切的需要。”那个牧师很慈爱地将手放在他肩膀上说：“阿！我的孩子，当你长大时你会更聪明。那种想法，主耶稣自己在世时还行得通，但是现在就不行。”
麦都思在《中国》一书中强调，要成立差传的医疗机构，这引起戴德生立意要学习医科，以便装备自己。
戴德生以一股热情投入另一项准备工作，就是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着名的中文专家米尔荫牧师（Rev．William Milne）说：“学习中文这项艰巨工作，必须有铁的身，铜的肺，橡木那么硬的头，钢丝弹簧般的手，老鹰的眼，使徒的心，天使的记忆力，玛土撒拉的寿命。”
戴德生经过查询，打听到一本中文的文法书，售价不低于四英镑，另一本英汉字典，售价不菲，不少过十五英镑。不用说，戴德生是没有能力买到这些书的，结果戴德生靠着毅力和苦功，从那本中文的路加福音，掌握了五百多个中文字的意思。他用的方法是这样：在英文的《路加福音》中找一节经文，然后再找十几节有共同的字在里面的，然后再从中文的《路加福音》找那节中文的经文出来比较，再找十几节中文经文来确定中文字的意思。他手创的中文字典，在一八五○年二月时已有四百五十三个中文字，还有二百多个字已经查明意思只是还未编入字典。
戴德生又从约翰．惠华德看到一些刊物，里面登载新近在伦敦成立了一个专门为着中国的差传机构，名叫中国协会（The Chinese Association），其宗旨是聘请中国本地人来与现有的差传机构合作。新机构的主要工作，是透过一个常驻香港的郭实脑博士（Dr．Charles Gutzlaff），安排人到中国的内地去布道。
第四章、参加弟兄会的聚会
一直向戴德生提供一些有关中国资料的约翰?惠华德，是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在巴恩斯莱地方的司库。这个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的主要推动者，是弟兄会的领袖史杜阿特（Clarence Esme Strart）。弟兄会经过几次分裂，史杜阿特一直紧紧地追随着达秘（John Nelson Darby）。
戴德生在约翰?惠华德那里，又看到两份刊物，一份是《守望者》（The Watchman），另一份是《拾穗者》（The Gleaner）。Gleaner这一个字，在英文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指搜集消息或搜集数据的人。
戴德生从《拾穗者》读到，慕勒在一八五○年和一八五一年．共奉献二千五百英镑，支持在天主教国家和海外的差传工作。
我们读《慕勒小传》就知道，慕勒凭着信心，在英国的布里斯托，主办孤儿院，他的工作甚蒙神的祝福。不过必须指出，慕勒乃是弟兄运动的领袖。慕勒的妻子玛丽，是弟兄会另一领袖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的妹妹。弟兄运动是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名称的。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的称呼，是外人加给他们的。本书为了方便起见，也照称弟兄会。
从各种迹象显示，《拾穗者》是由中国协会的秘书人员主编的。这些秘书人员实际上也与弟兄会发生密切的关系。
中国协会在中国的差传工作，主要是透过一位常驻香港的郭实脑博士进行的。戴德生在他一生中，不断地称誉郭实脑博士是中国内地会之祖（The Grandfather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翻阅郭实脑的历史资料，不难看出他也和弟兄会有瓜葛。
一七五八年也就是戴德生从约翰?惠华德知道中国协会和郭实脑博士的事迹的那一年，郭实脑适在英国。郭实脑在英国的主要任务，就是物色一位中国事工的同工。郭实脑极力要说服的人，就是弟兄会的另一位爱主的弟兄柯林渥（William Collingwood）。柯林渥虽然未能成行，同郭氏到中国去，但是在柯林渥一生中，一直在支持中国的差传工作。
郭实脑由于一时未能争取到柯林渥的配合，后来在香港被人欺骗。许多中国内地省份的人，用假资料、假报告来蒙蔽他，使在英国支持中国差传工作的人大失所望。一八五一年八月九日，郭实脑博士终于在香港逝世。一八五二年一月，《拾穗者》论及郭实脑时这样说：“一直到最后一小时，郭实脑仍是全心全意地为着中国的差传工作。”
当中国协会正为郭宝脑被人蒙骗而灰心失望的时候，一八五一年四月，戴德生写信给中国协会的秘书皮尔士（George Pearse），指出当前差传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信中说：
“工厂是这么广阔，目前作工的人是这么稀少，但是，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依靠圣灵，才能成事。我曾经响应神的呼召，献身给神作中国的差传工作。目前我正在学习医科，以使我到中国后有更多的用处和机会，来支持自己的生活。你们若愿意支持我来装备自己，我将对贵会提供的帮助十分感激。”
皮尔士对于戴德生的信件十分重视，他甚至将戴德生的信件与中国协会的其它成员磋商。皮尔士覆信给戴德生，表示中国协会有意担负戴德生学习医科的费用，若是该协会确定了戴德生是差派到中国的适当人选。信件询问戴德生的一些情况，包括信仰问题。
一八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戴德生写了一封长信给皮尔士，对皮尔士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答复：
一、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确实已经重生，
二、他今年十九岁，未婚，
三、身体虽不算强壮，但也未曾大病，今后他会多注意运动，
四、他的职业是在药店作父亲的助手，父亲是一个药剂师。他曾经有九个月任职于银行，
五、关于教育程度，他说在家里读书至十一岁，然后到学校读到十三岁，后来因教师辞职，学校找不到合适的人代课，他只好回到父亲的药店，靠自学充实自己。
六、关于他对宗派的看法，原先他参加卫斯理宗的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s），因为他的父母和朋友是循道会的会友。鉴于在真理问题上和圣经的看法上，他和循道会所遵循的信仰无法取得一致，他已经从循道会退出，现在他加入了那里的分会。分会在英文是branch society。
再从皮尔士的弟兄会的背景来看，分会应是指弟兄会在巴恩斯莱的聚会。在巴恩斯莱的弟兄会的负责人是威廉?倪脱培（William Neatby），即是《普里茅斯弟兄会运动史》（A History of the Plymouth Brethren）的作者。
威廉?倪脱培也出身于卫斯理宗的循道会，一八四年举家搬到巴恩斯莱定居，并带领那地的弟兄会。他的儿子多马?倪脱培（Thomes Neatby），生于一八三五年，比戴德生小三岁。很自然地，由于多马?倪脱培和戴德生年龄接近，没有代沟，两人于是成为知交。
多马?倪脱培与戴德生相处一久，也受到戴德生的影响，有意到中国传福音。两人为了要充实自己，谋一技之能，就一起到英国东部的赫尔市（Hull）一间医科学校学医。
在赫尔市有一个名医哈迪（Dr．Robert Hardey），是戴德生姨丈理查德?哈迪（Richard Hardey）的兄弟。因着这个亲戚关系，戴德生得以在哈迪医生的诊所作帮手，所得的薪水足以支持他的生活费和学费。
多马?倪脱培和戴德生来自巴恩斯莱的弟兄会，到赫尔后，两人也就参加了朱克斯（Andrew Jukes）负责的弟兄会的聚会。朱克斯的着作很多，着有《献祭的法则》（The Law of offerings）一书。
朱克斯原是圣公会的牧师，加入弟兄会之后，一直和布里斯托弟兄会的领袖慕勒，保持联系。这时候慕勒的孤儿院，已经收容了数百个孤儿，但是慕勒的信心越过越大，正仰望神给他能够收养一千个孤儿。朱理斯一述及慕勒的信心果效，使戴德生深受感动。慕勒除了在抚育孤儿方面，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信心的榜样，慕勒还一直支持差传工作，慕勒主持的圣经知识社（Scriptural knowledge Institute），在天主教的国家和异教徒的地区，大量散发圣经。在戴德生的心目中，慕勒是英国当时最敬虔、最有信心的属灵领袖。戴德生在赫尔的弟兄会中受了浸，实际上成为弟兄会中的一位弟兄。
赫尔的聚会在朱理斯的带领下，非常重视差传工作。朱理斯带领的芬恩弟兄（Albert Robert Fenn），对天主教势力范围内的西班牙有负担，而朱理斯带领的戴德生和多马?倪培脱，就对中国有负担。
一八五一年九月《拾穗者》登载一项消息，即郭实脑的同工，一位德籍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来到英国。
由于戴德生的妹妹阿美丽雅在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日适是十六岁生日，戴德生向哈迪医生告假一星期，带阿美丽雅去伦敦参观世界展览会。兄妹参观完在海德公园（Hyde Park）举办的世界展览会后，就迁往伦敦的英伦银行（Band of England），去拜访中国协会（Chinese Society）——原来的英文名字是Chinese Association——秘书皮尔士。
皮尔士就安排戴德生兄妹在主日到密得塞斯郡（Middlesex）的多田咸（Tottenham）参加那里的弟兄会聚会。弟兄会接纳弟兄是很严格的，由于戴德生参加过巴恩斯莱的聚会，又在赫尔的弟兄会受浸，所以多田咸的弟兄会也就接纳戴德生兄妹擘饼。
负责多田咸弟兄会的是约翰?豪威尔（John Eliot Howard），他是英国杰出的气象学家路加．豪威尔（Luke Howard）的儿子。约翰．豪威尔原是贵格会的会友，一八三六年十月脱离贵格会，一八三九年，约翰?豪威尔在布鲁克街（Brook Street）建成了教堂。一八五一年戴德生参加聚会时，弟兄姊妹接近一百人。
约翰?豪威尔的弟弟罗伯特．豪威尔（Robert Howard）则是布鲁斯?格弗（Bruce Grove）地方的弟兄会的负责弟兄。
豪威尔兄弟出身于英国的豪门，兄弟两人都是英国豪威尔父子公司（Howard ＆ Sons）的股东。豪威尔父子公司是英国很出名的化学制造厂，出产奎宁（quinine）等。
在布鲁．格弗的聚会中，戴德生又被介绍，认识了德国籍传教士罗存德。
在布鲁克街教堂，戴德生则认识了史达西小姐（Miss Stacey），她也像豪威尔兄弟一样，是从贵格会转为弟兄会的。
戴德生对多田咸的弟兄会印象深刻，可说念念不忘，多年后他在中国还记载这件事，“我爱多田咸的聚会，我爱那里的亲爱的人。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多田咸一样，给我的每一点的回忆都是甜美的和有意义的。在我有生之年，在任何情况下我对多田咸的良好印象都不会改变。”
第五章、对信心的操练
戴德生想到他若到中国去，举目无亲，人地生疏，他不能伸手向任何人乞讨任何东西，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神。戴德生认为最要紧的事，就是先在英国操练信心。即是借着祷告，求神感动人来帮助他。
戴德生的老板哈迪医生很忙，希望戴德生在薪水到期时提醒他。戴德生决定不直接提醒哈迪医生，要操练借着祷告，让神提醒哈迪医生。有一天，哈迪医生因事忙而忘记支付薪水给戴德生，戴德生身边只剩半个克劳因（a half crown）的金币（等于两个先令又六便士）。
那天晚上十点，戴德生被一个穷人请到家里，他看见那穷人病得可怜，家中的情景真是需要钱财的帮助。那时他袋子里只有一个半克劳因的硬币，也是他明天中午吃饭要用的钱。戴德生想，假若他袋子里的钱是零散的，两个一先令，一个六便士，他可以拆开送给那穷人一部分，留下一部分明天中午用。但是如今所有的是一整块硬币半克劳因，没法分送，如果半克劳因全给掉，明天中午吃饭，就成了问题，不送，戴德生里面又过不去。在这种情形之下，当他要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说，天上有一位慈爱的神的时候。他里面就责备他说，你告诉他们天上有一位慈爱的神，你自己却不肯将一块硬币交给他们，后来戴德生让神得胜，就把那半个克劳因的硬币送给那穷人。送出以后，他心里满了喜乐，第二天早饭尚未吃完，他就接到一封不知来处的信，里面只字没有，只有一个半英镑的金币，值十先令，有他昨晚送出去的四倍之多。他这样学了信心的功课，使他更有信心相信神会不断地供应他，应付在中国那么大的工作的需要。
又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戴德生要付房租给房东费兰太太（Mrs．Finch），她正等着钱用。戴德生原本可以提醒哈迪医生发薪水给他。但是戴德生认为，这样作是信心不够的表现，实在没有资格到中国作差传工作。当天下午，哈迪医生跟戴德生谈论一些灵性的问题，他谈完话忽然想起，忘记付薪水给戴德生，他已把收到的现款存进了银行。
戴德生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他照常仰望神，仍然读圣经，准备明天主日到几处地方讲道。他的心灵接着平静下来，没有让老板拖欠薪水的事纷扰他的心。
晚上十时，当戴德生正要熄灯就寝时，突然哈迪医生来找他，告诉他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有一个很有钱的病人刚来付款。哈迪医生把收到的钱，付给戴德生应得的薪水，戴德生立即将房租付给女房东费兰太太。
戴德生为着这件事，满心喜乐地赞美主，知道他到底还是可以到中国去。戴德生认为这并非一件小事，日后他在极大的困难中，不管在中国和其它地方，每忆起这件事，总是给他带来安慰和力量。
第六章、开始装备自己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圣诞节，当戴德生的妹妹阿美丽雅从学校回家度假的时候，带一位学校女音乐教员玛丽莲?斐恩（Marianne Vaughan）。玛丽莲非但美丽动人，弹得一手好钢琴，并且歌声婉转，扣人心弦。戴德生一见玛丽莲，便为之倾心。在整个圣诞节的假期中，玛丽莲、阿美丽雅、戴德生三人策马在英国的皮克区（Peak District）驰聘，到假期完时，戴德生对玛丽莲的爱慕，更进一步加深，戴德生已经对她到了非卿莫娶的程度。
当戴德生在赫尔市哈迪医生的诊所作帮手的时候，由于赫尔离开玛丽莲教音乐的学校的所在地巴顿（Barton）很近，二人也就保持来往，情感更加亲密，戴德生实际上是陷入爱河中。可是，戴德生是一个奉献的人，被神呼召到中国去传福音，而玛丽莲却对中国的差传工作毫不关心，她既不支持，又不同意戴德生到中国去传道。她有时问戴德生：“你非到中国去作差传工作不可吗？”言外之意，显示她喜欢在英国过安逸的生活。
在这期间，戴德生往访玛丽莲时，认识了玛丽莲的另一同事，名叫伊利沙白?西森（Elizabeth Sissons）。伊利沙白和戴德生碰过几次面之后，伊利沙白向别人坦言，戴德生是她心仪的对象，戴德生也敬重她。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戴德生为了锻炼自己过节俭的、有纪律的生活，将来好适应中国的艰苦环境，于是离开哈迪医生的家，住进一个喧闹的船坞地区，叫污水边（Drainside）。戴德生在污水边，住在柯丁咸排房三十号（30，Cottingham Terrace），向该屋子的女房东费兰太太（Mrs．Finch），以三先令一星期的房租，租到一间简陋的房间。
戴德生住进这样一个贫民区，超出了玛丽莲所能忍受的程度，使他大失所望，原本已经山盟海誓的一对情侣，至此宣告破裂。戴德生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致信妹妹阿美丽雅，述及他当时的感受：“有一段日子，我是难受到极点，甚至想放弃一切。主日，我独自坐在手术室，开始默想神的爱。他完全征服了我，使我谦卑下来。他的爱融化了我冰冷的、僵硬的心灵。”
一八五二年五月，《拾穗者》通告，中国协会 （Chinese Society），改名为中国布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并声称德籍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是中国布道会的第一个传教士。中国布道会的组成人员，大部分都是弟兄会的企业家。
在赫尔，朱克斯带领的弟兄会，这时候印证了戴德生的呼召。戴德生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辞去哈迪医务所的职位，于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到达伦敦。同年十月底他在中国布道会的赞助下，到伦敦东区（East End）的伦敦医院（London Hospital）学习医科。
每逢主日，戴德生都到布鲁克街教堂参加弟兄会的聚会，负责姊妹史达西小姐，看到戴德生过分劳累，总是接待他到她家里休息，并且让他独自安静，不让别人打扰他。
戴德生为了锻炼自己将来去面对艰苦的差传工作，每天只吃一块面包，几个苹果，每天还要步行四英里的路到医院。这样刻苦的生活，只有六星期的时间，戴德生因解剖尸体时不慎感染到细菌而病倒。被迫回老家巴恩斯莱养病。
戴德生身体稍为康复，就透过弟兄们得以有机会亲自向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Robert Cleaver hapman），说出自己对中国的负担。
一八五三年初，戴德生重返伦敦，戴德生这时才考虑到一个人单身到中国去，远不如有一个伴侣相随，可以互相照顾，他于是鼓起勇气，再次与玛丽莲重继前缘，结果两人再次订婚。玛丽莲虽然有意追随他到中国去，玛丽莲的父亲斐恩牧师（Rev．Vaughan）却坚决反对女儿出阁到遥远的中国去。结果第二次的婚约又告吹。本来就心仪戴德生的伊利沙白?西森，奈于自己是玛丽莲的同事，已往不便向戴德生有所表示，如今玛丽莲正式退出，就送戴德生一些画册，以表慰问之意，戴德生在离开英国之前，也送伊利沙白一枚胸针，作为定情的信物。
戴德生既有多田咸弟兄会的印证，复经过了弟兄姊妹的恳切祷告，弟兄们就催促他尽快动身到中国，内中有一个弟兄威廉?柏迦（William Berger），也衷心支持这项差传工作。
柏迦是英国极为有名的柏迦淀粉厂（Berger’s Rice Starch）的老板。他本来是圣公会会友，在年轻时，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当时他感动得掩泣不止。当他将这重生经历告诉圣公会牧师普里本达利?高力富（Prebendary Griffiths）却受该牧师斥责一顿，把他赶走。柏迦后来加入弟兄会，但是对达秘走的闭关的路线，却无法忍受。他之所以参加多田咸的弟兄会，是因那里的聚会，在豪威尔兄弟的带领下，是比较开通的和公开的。
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戴德生乘搭一艘小帆船达姆福利斯号（Dumfries），离开利物浦港口（Liverpool），向上海进发。该艘帆船载重不及四百七十吨，乘客只有戴德生一人了。经过了一百六十二天的风浪，戴德生终于到达了上海。
在上海，戴德生拜访了他多年所景仰的中国问题专家麦都思（Dr．Walter Medhurst）。麦都思着作甚丰，着有马来文书籍六本，英文书籍二十七本，而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所着作的中国书籍高达五十九本。这时麦都思是上海的伦敦差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骨干人物一．
由于差派戴德生到中国的中国布道会，没有事先通知伦敦差会，戴德生将到上海，这种作风有欠礼貌，所以麦部思对戴德生的突然到达颇为愕然，既对这个新成立的、有弟兄会背景的中国布道会有所不满，连带地他也对戴德生态度冷淡。
倒是一位洛卡特医生（Dr．William Lockhart），对年仅二十一岁的戴德生，非常有爱心，让戴德生暂时住在他家里。
最使戴德生为难的，就是中国布道会，并没有按时汇款给他，反观其它差会，作事都比较负责任和有规律。
一八五四年中国布道会又差派一个帕克医生（Dr．William Parker）到上海，戴德生以为有另一个同僚携眷到上海，中国布道会除了会支付帕克医生的费用，肯定会叫帕克捎来拖欠戴德生多月的欠薪。令人失望的是，帕克医生到上海时，也是分文不带，两袖空空，中国布道会的汇款，拖了很久才到来。中国布道会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是弟兄会，内中也有少数其它宗派。戴德生来自弟兄会，而帕克医生则属长老会。帕克医生是格拉斯格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出来的医学博士。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中旬，戴德生与伦敦差会艾德根（Joseph Edkins），开始到黄浦江以南散发新约圣经和福音单张。
戴德生不在外地作宣教工作时，就用功读中文，每天读足五小时。他写给他妹妹阿美丽雅的信这样说：“这里有作不完的工作，你们应当尽快学中国话，不要对这里的工作麻木不仁。”
那时中国内战仍频，工作压力太大，戴德生虽有满腔的热诚和勇气，无赖体力不支，灵性下沉。他感到孤单、寂寞，逐渐地他领会到他需要一个妻子。他早先已写了封信给伊利沙白?西森，向她尽诉心中的情意，要她寄一束秀发，作为信物。一八五五年一月，他的示爱并未落空，伊利沙白不负所望，寄来了一束秀发。
帕克医生和戴德生有意在上海设立一间医院，但是中国布道会在伦敦的总部不答应。倒是多田咸弟兄会的威廉?柏迦汇来十英镑，并让他们两人决定款项的用途。他们两人决定将这笔款用来支持一个小孩子。他们认为这是在上海成立一个住宿学校的第一步。
一八五五年六月，戴德生和帕克医生，还有另外一位圣公会的传教士卜尔顿（John Burton），前往浙江省的宁波。在一八四二年中英所签署的条约，辟出五个港口对外通商，宁波是其中一港口，其它四个港口是广州、厦门、福州、上海。
在宁波，那里早已抵达的传教士，有一位是美国浸信会的麦可温医生（Dr．Macgowan），麦可温很热情地欢迎帕克医生等。麦可温医生和其它传教士都鼓励帕克医生到宁波设立一间医院。
帕克医生一行人回到上海之后，戴德生就借机会传福音。第一个被他带领得救的是他的厨子贵华（Kuei——hua），贵华公开承认主耶稣是他的救主。贵华是柏迦弟兄奉献的十镑所支持的小孩子的哥哥。从此看出为神所摆上的，至终是不会落空的。
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戴德生叫理发师傅把他的头发剃了照清朝的习俗留下一簇圆顶的头发，并改穿当时的中国衣服。
一八五六年八月初，戴德生从石门湾回上海途中行李被仆人岳西偷走，他几乎无法回上海。几经艰难，戴德生才由一艘轮船，通融他，让他回到上海。戴德生回上海后，并没有将岳西送官治罪，他认为一个人的灵魂，比四十英镑的行李更宝贵。戴德生写一封信给岳西，说他想到主耶稣以善报恶的教训，他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伤害到岳西，戴德生还说其实吃亏的是岳西，要岳西悔改、逃避将来的愤怒。
《拾穗者》把载德生给仆人岳西的信件予以登载，布里斯托（Bristol）的弟兄会领袖慕勒（George Mueller）读到了他很赞同戴德生这种基督的生命的流露，他寄给戴德生四十英镑，足以弥补戴德生所损失的行李。以后慕勒不断为戴德生在中国的差传工作祷告，不久慕勒这个孤儿院的负责人，成为中国内地会的主要财政支持者之一。此外，多田咸弟兄会的柏迦，另寄来四十英镑在戴德生最需要的时刻寄到。戴德生深信神在圣经里的应许：“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而多田咸的史达西姊妹的信件，对戴德生更是一项勉励，他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史达西姊妹的信这么说：“亲爱的弟兄，神赐给你一个奇妙的地方——多田咸在布鲁克街的聚会。弟兄姊妹们从来没有忘记为你祷告，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像你那样被不停地纪念！”
第七章、与玛丽亚结婚
一八五六年十月，戴德生前往宁波，会晤了中国布道会差派来的卓恩赐夫妇（John Jones和Mary Jones）。这时候中国布道会由于收到的奉献款不足，靠借款来支付传教士的薪水。这时候常驻宁波的卓恩赐，加上四个孩子，一家四口，得不到中国布道会的的接济，要靠上海一些西国传教士支持，甚为不妥。戴德生目睹这种情况，认为太没有见证。戴德生不同意任何基督徒或机构要靠贷款来维持其生活或事工，戴德生坚持要如罗马书十三章八节所说的，“什么都不可亏欠人。”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戴德生终于和中国布道会正式脱离关系。
在宁波期间，戴德生在帕克医生的诊所工作。一个星期有一次，帕克医生夫妇、卓恩赐夫妇和单身的戴德生，都会到宁波的‘贵夫人’玛丽安?欧达世女士（Mary Ann Aldersey）所主办的学校吃晚饭。欧达世女士是一位年约六十岁的英国传教士，她在中年时，自费到爪哇（Java），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妇女中传教。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署后，她于翌年在撒母耳戴雅牧师（Samuel Dyer）的协助下，在宁波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
欧达世女士是到宁波的第一批西方传教士之一，具有专横的、刚硬的性格。据宁波的西方传教士说，假若英国是由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na）统治，宁波的英国人社区就由欧达世女士统治。据说在宁波的英国领事，对她都要畏忌三分。
撒母耳?戴雅牧师，娶了约瑟?谭恩（Joseph Tarn）的大女儿玛丽亚谭恩为妻，生下两个女儿——宝丽娜?戴雅（Burella Dyer）和玛丽亚?戴雅（Maria Dyer）。撒母耳戴雅牧师逝世后，他的妻子改嫁给包森先生（J．G．Bausum），她改嫁后不久也逝世。亲生的父母先后逝世，原本可以依靠的继父包森先生不久也身亡，两个孤儿最亲近的亲戚就是远在英国的舅父威廉?谭恩，而实际上在生活上照料她们姊妹俩的却是欧达世女士。
欧达世女士邀请帕克医生等人用饭时，戴德生也就认识了戴雅两姊妹。戴雅二姑娘玛丽亚对戴德生虽有好感，戴德生却对英国的伊利沙伯?西森念念不忘。直至伊利沙伯?西森再三地说自己不觉得是爱上了他，说已往的一见钟情是没有爱情基础的。戴德生才逐渐地发现，原来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玛丽亚戴雅，就鼓起勇气写信向玛丽亚求婚。
玛丽亚收到戴德生的信之后，就写了一封信，婉转地拒绝了戴德生的求爱。戴德生一直以为玛丽亚深深地爱他，对于玛丽亚的拒绝大惑不解，后来发现是欧达世女士从中作梗。
戴德生知道真相之后，就向欧达世女士摊牌，要她说出反对的理由来。原来欧达世反对的是戴德生的弟兄会背景。
戴德生向欧达世解释说，他不是闭关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的达秘（John Nelson Darby）的追随者。至于他参加的弟兄会的聚会，包括朱克斯（Andrew Jukes）在赫尔（Hull）的聚会和约翰．豪威尔（John Eliot Howard）在多田咸（Tottenham）的聚会，则是遵照新约圣经的教训的，是有别于闭关弟兄会的，一般人称之为公开弟兄会（Open Brethren）。公开弟兄会的主要领导人，还有班斯泰埠（Barnstaple）的戚伯门（Robert Cleaver Chapman），和布里斯托（Bristol）的慕勒（George Mueller）等。后来威伯门和慕勒都成为戴德生创立的中国内地会的主要支持者。
回头再说戴德生的婚事，由于玛丽亚还差几个月才满二十一岁，必须得到法定的监护人——在英国的舅父威廉?谭恩——的同意。戴德生写信到伦敦征求威廉?谭恩同意之前，欧达世女士早已写了中伤戴德生的告状信到英国。威廉?谭恩由于是当初差遣戴德生的中国布道会的秘书皮尔士（George Pearse）的好朋友，而正是皮尔士介绍戴德生到多田咸弟兄会的。欧达世不满戴德生与弟兄会有瓜葛的指控，促使威廉?谭恩，在与皮尔士商谈之后，更加赞成这门婚事。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日，戴德生与玛丽亚结婚，一对新人遂即往西山度蜜月。
第八章、布莱顿海滩上的决定
说到玛丽亚的学问修养，比起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戴德生，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玛丽亚教导他抒写优雅通顺的英文，纠正他带有土音的英语。玛丽亚说的是一口标准的宁波话，正好作咬字不正的戴德生的老师。甚至在读希腊文新约圣经时。玛丽亚的希腊文造诣，也远远超出戴德生之上。
一八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帕克医生的妻子，忽然患病，当晚不治而死，留下四个乏人照料的孩子。帕克医生自己的健康也大不如前，就决定携带小孩子回苏格兰。
帕克医生留下的医院，有三十张免费病床，另外有三十张普通病床，则用来治疗那些戒毒者。这所医院在宁波是被当地外国人和华人所称誉的，帕克医生被认为是宁波最合资格的医生。
帕克医生虽然将医院移交给戴德生，却只留下一个月的经费，当他们吃到最后一袋米时，戴德生忽然收到柏迦的汇款五十英镑，全医院的员工和病人，都开声赞美神。戴德生因自己没有受过正规大学的医科教育，甚至未领取医科专业文凭，在医术上无法应付一些比较奇难的病症，加上医院的繁重的工作，使他疲于奔命，他终于决定，要与玛丽亚回到英国。戴德生离开宁波时，他在宁波桥头衔带领的聚会，已经有二十一个姊妹，他把他们交托在主的手里。
一八六○年七月十八日，戴德生夫妇带着女儿恩惠（Gracie），和另一位同工王来君，乘搭‘银禧号’（Jabilee），离开上海，直航英国。他们于十一月二十日，到达英国的贵利夫逊（Gravesend）。
戴德生回到英国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修完医学课程，取得医科文凭，成为合格的医生。他住在伦敦的东区（l，Beaumont Street，Mile End Road），到伦敦医院（London Hospital）上课和实习，直至一八六二年七月，他通过了考试，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会员（Member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几个月后，他又成功地考取了皇家外科医学院助产士的执照（Licentiate in Midwifery），使他成为合格的接生员。
一八六二年夏天，考到医生文凭的戴德生，前往多年来支持他的威廉?柏迦家里，度假一星期。柏迦住在英国南部索塞克斯郡（Sussex）的东格兰士特（East Grinstead）的圣山（Saint Hill）上，房子连着一片草原和一座湖泊，可说豪华之极。
度过假，戴德生没有忘记一件事，就是把宁波话的新约圣经，从文言文改为罗马拼音。王来君跟他到英国来，为的也是这件事。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Society）同意赞助和出版这本罗马拼音的宁波话圣经，圣公会布道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也让其传教士弗德利克．高（Frederick Gough）参预其事。弗德利克?高既通希腊文，又能说一口流利的宁波话，和戴德生夫妇、王来君合作得很好。但这项翻译工作繁重，四人经常埋首工作十至十四小时。
一八六三年九月，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审阅了戴德生等人修订的罗马拼音的宁波话圣经指出该修订本圣经诸多错误，整个修订工作是一个失败，决定终止赞助戴德生等人从事修订圣经。这对戴德生是一项沉重的打击，但他并不灰心?感谢主，他终于说服了圣经公会（Bible Society），支持他们完成这项修订宁波话新约圣经的工作。
同年，在皮尔士伦敦的家里，公开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亲自接见了他，垂询戴德生在中国的差传工作，戚伯门上次接见戴德生是在一八五二年。
最使戴德生夫妇难忘的，是他们带着宁波来的王来君，到布里斯托拜访了伯赛大教堂（Bethesda Chapel）的慕勒（George Mueller）。此时慕勒已在爱希莱丘原（Ashley Down）建成了孤儿院的三座新大楼。戴德生应慕勒邀请，在伯赛大教堂和爱希莱丘原上的孤儿院讲道。
一八六四年五月，戴德生夫妇和王来君前往新的都市会幕（Metropolian Tabernacle），去听当时英国最受欢迎的布道家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讲道。戴德生和司布真互相倾慕，而司布真也请戴德生讲过道。
多年来，戴德生的心血都花在宁波这地方，他说的是宁波话，修订的是宁波语的圣经，谈的是宁波的家常事。但是在他家里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宁波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在中国的广大的腹地，许多内陆省份，江西、河南、湖北、四川、湖南，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去作差传的工作。因此他开始有一个负担，要向中国内地的省份传福音。当他年青时，神呼召他到中国传福音这个呼召不是单指着中国的沿海的城市也包括中国的内地。戴德生听到神对他的呼声：“如果你愿意与我同工，我要借着你去完成在内地的事工。”
内地会的构思实际上已经逐步具体化，它的名称。‘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匾额那时已经挂在他朋友柏迦的客厅壁上。
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戴德生到柏迦家里，参加那里的例常祷告聚会。戴德生在祷告时、公开呼求神派遣差传人员到中国内地的省份去。接下去两晚戴德生前往多田咸，到弟兄会那里，向多年来支持他的弟兄姊妹，说出他对中国内地的负担。
戴德生马不停蹄地，从多田咸，赶往布莱顿（Brighton），去会唔前中国布道会秘书皮尔士。皮尔士——这个当初差派戴德生到中国去的中国布道会的负责人，认同戴德生成为新的差传机构的负责人。但是当时，戴德生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成为新的差传机构的领袖。在六月二十五日主日早晨，人们都到教堂去聚会，布莱顿沙滩上不见一人。他独自一人在沙滩上散步时，他知道他必须下定决心，不能再有所犹豫，否则他的内心将长久痛苦，将来无法向神交账。他突然得着启示，如果他顺服主的呼召，责任在他、他必会担负一切的重担。他拿出笔来，写下他对神的要求，求神差遣二十四名工人到中国内地去。
一八六五年七月初的一个主日，戴德生在伦敦牛津街一个公开的弟兄会的祷告聚会中，要求弟兄姊妹为中国的差传工作和内地会所迫切需要的传教士祷告。戴德生的祷告感动了拉斯多勋爵夫人（Lady Radstock）。那天早晨，正好他儿子拉斯多勋爵三世（Lord Radstock）也来聚会，神借着拉斯多勋爵把戴德生带到另一班弟兄会的圈子里。
拉斯多勋爵也是弟兄会的负责弟兄之一，在那段日子，他被另一位年长弟兄卡万伯爵（The Earl of Cavan）邀请到威斯顿（Weston－super-Mare）的弟兄会去负责讲台。拉斯多老勋爵夫人另一个女儿则是柏全普夫人（Lady Beauchamp），是多马?柏全普爵士（Sir Tomas Beauchamp）的妻子。柏全普夫人当时也在场，听到戴德生对中国差传工作的呼求。这些弟兄会的贵族家庭，连接几星期邀请戴德生到他们圈子里去聚会，而这个圈子是戴德生从来没有梦想到会认识的。戴德生透过拉斯多勋爵，认识了卡万伯爵，戴德生后来更成为卡万伯爵的朋友。
一八六六年初，公开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邀请戴德生到班斯泰埠（Barnstaple）去，并让戴德生在弟兄会的聚会中讲道。两人私下交谈时，戚伯门向戴德生述说他在西班牙作差传工作的一些宝贵经验，这时这位德高望重的弟兄会领袖已是六十三岁，比起三十四岁的戴德生足足大了约三十岁。戚伯门给戴德生将要成立的中国内地会祝福，并赞同内地会曾是超宗派的，即内地会的门将向一切纯正信仰的宗派打开，而弟兄会在各地的弟兄们绝不因此而削弱对内地会的支持。
一八六六年二月二日，戴德生、柏迦等弟兄在卡本街（Coborn Street）戴氏的住宅起草了中国内地会的章程，从此奠定了内地会的根基。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被邀请为推荐人（Rrferee）。
一个宣称超宗派的内地会，卒之获得了英国所有对中国差传事工有负担的弟兄姊妹的普遍支持，各方面的奉献款纷纷涌到，五星期内已收到近二千英镑，没有人去具体分析有多少奉献款是来自弟兄会的，因为弟兄们所作的支持一直是低调的、不明显的、不为人所知的。
第九章、合一的考验
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戴德生、妻子玛丽亚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连同内地会的其它人，乘搭兰花号（Lammermuir）帆船，向中国进发，开始他们的差传之行。来送行的，有多田咸弟兄会的负责弟兄豪威尔兄弟和威廉?柏迦等。
他们在船上已经开始传福音，兰花号绕过好望角，驶入印度洋之后，就有十个船员听了福音之后，在桅杆前悔改得救。
刚成立的内地会对外标榜的是超宗派，十五个传教士中，分别来自浸信会、循道会、长老会、圣公会。内中有当秘书的白安美（Emily Blatchley）姊妹和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姊妹。在航行中，戴德生犯了一项严重的错误。戴德生成立内地会时，在轮船出发之前，他在各地的聚会中，口口声声说内地会没有任何宗派背景，每个宣教士在涉及宗教的特殊教义和原则时，有取舍的自由。在同行的宣教士中，有两位姊妹——玛丽?包耶（Mary Bowyer）和珍?麦克琳（Jane mclean）
——原属圣公会，她们来自英国迈德美（Mildmay）的威廉?宾法特牧师（William Pennefather）主持的圣经学校。威廉?宾法特牧师和多田咸弟兄会的史达西姊妹、皮尔士等人关系密切。戴德生在兰花号上，说服玛丽?包耶和珍?麦克琳受浸。因为圣公会施行的是滴水礼。
戴德生企图改变圣公会的传统，违背了他先前强调的超宗派立场，这件事几乎毁掉了内地会的前途。自从戴德生于一八五一年，在赫尔市的弟兄会中受浸之后，他一直以为受滴礼是无效的，他认为受浸时必须全人浸在水里才有效。他虽然声明内地会是超宗派，但他本人却在潜意识里一直认同弟兄们的传统。他企图改变圣公会的宣教士所遵循的作法，是缺少智慧的和没有深思熟虑的。刚成立的中国内地会，必须争取各教派的支持和信任。也许有人要说，戴德生自从认识了路易斯牧师（William Garrett Lewis）之后，曾到河滨教堂（Bayswater Chapel〕作礼拜，也算是浸信会会友，问题是：浸信会也是漫在水里啊！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在寒冷的天气里，戴德生带着所有的同工，抵达杭州。早在两年前，圣公会已有一位宣教士乔治?慕尔（George Moule），到杭州作差传工作。乔治?慕尔起初对戴德生很客气，但看到戴德生一行人作中国人的装束，心里不愉快。
几天之后，兰花号的同工中，有一个路易斯?尼可（Lewis Nicol），开始不满戴德生强制他穿中国服装，就不服从戴德生的带领。更严重的是，他们夫妇跑到乔治?慕尔那里，向乔治?慕尔告状，说戴德生不应该在兰花号上，游说两位圣公会的宣教士受浸。乔治?慕尔受到尼可挑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