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温州早期传道人的后代，我一直对百年之前的温州传教士及教会历史十分关切。在这个如今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城市中，什么人最初点燃了福音之火？在这个有着独特方言的小城里，福音的先驱者们曾如何工作？在这个地理环境特殊、交通不便的地区内，第一代的基督徒有怎样的经历？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我心中的未解之谜。但除了长辈留下的一些零碎口传之外，我所得到的信息实在是少之又少。
信主之后便听家人说，曾外祖父是温州早期的传道人。他为了传福音甘愿去了瘟疫蔓延的玉环岛，在那里受传染而病逝，为主献身。他的六个孩子中最大的就是我的外公，当时只有十岁左右。从外公后来留下的记忆我们得知：那一天父亲来到他跟前，拿出一串上面挂了一个小小鸡心相框的项链，问他：“孩子，看看这是谁？”孩子回答说：“这是你，爸爸。”“以后若是想爸爸，就看看这照片吧。”他就这样离开了自己年幼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这是我以往对于曾外祖父夏正邦的全部所知。
我也从未见过外公夏廷耀，因为他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从三舅夏建民为温州文史资料撰写的夏廷耀小传中，我得知外公是一位学业优秀、事业出众的学者型官员。他精通多国语言，曾受国家嘉奖，为近代史上第一位华人海关税务司，而同时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多年在此位置上从来不愿妥协收礼而放弃任何原则。母亲告诉我们，外公最喜欢唱的一首赞美诗就是《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歌词的开头就是：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但我记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
使我最感不解的是外公和外婆的婚姻。他俩在个人经历、受教育程度，以及文化素质方面有着太大的差异。外公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外婆却是一个来自农村、目不识丁的村姑。然而从外婆的讲述以及其他长辈的谈论中，我都可以确证他们俩非常恩爱，且彼此尊重。因为外公职业的原因，他们还常常分局两地。但是外公教会了外婆用罗马拼音写信，他们多年来的交流就是通过温州方言的罗马拼音进行的。每当他们在一起时，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以至于母亲和她的兄姊们都一直怀念在这个和睦相爱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的年岁。是什么使文化素质不同的夫妻能够如此和谐？
十年前有幸认识沈迦弟兄，从他为写早年温州宣教士而搜集的各样资料中，我渐渐得知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关乎我祖辈的事情。我不但知道了外公的父亲叫夏正邦，最初是苏慧廉的书童，后来成为温州第一代华人牧师，还了解了外婆的父亲徐定鳌。这位淳朴而忠心的乡村基督徒，经历了百年前“枫林教案”之逼 -/迫。在夏正邦去世后，他资助了我的外公夏廷耀去北京读书，之后还将女儿徐玉洁许配于他为妻。正是这种在基督里共同的追求和彼此间真诚的爱，使两个早期的基督徒家庭走到一起，共同承受了从主而来的祝福。在沈迦的写作期间，我不时地得到一些新的资料，也一直期待着该书的出版。
近日，终于得以一读这本积累着沈迦数年辛劳之新书《寻找·苏慧廉》。这本洋洋洒洒三十余万字的力作，不但重现了一个世纪前的历史，也将主内前辈们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读此书时似乎回到遥远的从前，看到那个世代基督徒的榜样。书中的主人翁苏慧廉，是许许多多在温州工作过的传教士之一。他在中国作出的贡献，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几乎无法理解。无论是将新约圣经译成温州方言，还是将《论语》等书译成英文，或是编撰华英袖珍词典，都是许多人尽其一生仍无法完成之事。而苏慧廉却是在担负教会发展、开办学堂医院等多项繁忙工作的同时，完成了如此之多的杰作，由此略见当时传教士勤奋与忠心的典范。
《寻找·苏慧廉》这本书有着严谨的史学风格，同时又不失文笔流畅生动之美。沈迦弟兄在此书中展出了自己搜集的大量珍贵史料，也倾注了对书中前辈们的钦佩与热爱。这本书不但是对一段历史的记载，更是对那些为中国的福音和文明文化作出贡献者的纪念。就如牛津玫瑰山墓园上苏慧廉墓碑上的铭文所书：Their work abideth——他们的功绩长存。
（作者为加拿大列治文浸信会福音堂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