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什么时刻？——福音派基督徒的危机与挑战[1]文/林慈信现在是什么时刻？人类的历史已进入什么时代？教会应如何回应？研究历史的进展，分辨所处的历史时刻，素来不是福音派属灵传统的一部分。除了认清主必快来，我们必须脱离世界，努力传福音，分别为圣，追求圣洁，我们的属灵观是分隔的：属灵的管属灵，属世的管属世，两者毫无相关。这种情况近年来有了转变。当前许多事无不令人担忧：天灾人祸，伊斯兰教的复苏，家庭与道德的崩溃，同性恋群体的政zh i力量，新纪元运动的兴旺，福音派神学与教会的无能，市场学代替上帝的话在教会大行其道，世俗心理学取代圣经辅导，上帝的儿女们饥饿。我们不得不问，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时刻？基督徒的生活，教会的事工模式，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属世。教会诚然在世界里，但世界不可侵入教会。事实上，我们要拒绝世俗文化，却已被世俗文化侵蚀。一现在是什么时刻？从西方思想与文化史来看，我们已处于后现代时期。后现代有别于现代，后现代批判现代文化，却又是现代文化的延伸。现代文化自16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强调个人的绝对自主，拒绝服从权威，特别是宗教权威，相信科学（严格地说是迷信科学），相信理性。17、18世纪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代表，早期现代思想的象征，代表人物是笛卡儿，史宾诺沙，洛克，休谟等。到1790年代，康德把人类理性和科学的自主再推一步，彻底拒绝权威，将宗教信仰与伦理道德置于理性科学范围之外的所谓“真理界”，理性与科学仅限于探讨事物的外表；至于真理（上帝、自由意志、永生、爱、伦理等），则不是人的理性可以知道的。康德是现代思想的分水线；19世纪的哲学，后期的现代思想，都深受康德的影响，以主观取代客观，以相对取代绝对，如浪漫主义（主张真善美是主观的）、唯物主义、历史批判与圣经批判、达尔文的进化论，及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有祁克果和萨特）和虚无主义。唐崇荣牧师说，19世纪所提倡的思想，20世纪成为其实验室，把拒绝真理付诸行动，因此20世纪是个“愚蠢的世纪”，真是一针见血。后现代思想与后期的现代哲学一样，是彻底的人本主义，拒绝顺服上帝与上帝话语的权威，相信人的自主，尤其是主观的，感觉的自主。因此，拒绝正统圣经信仰的，往往笃信现代思想。例如，以巴特（Karl Barth）、布伦纳（Emil Brunner）、托伦斯（T.F. Torrance）为代表，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新正统神学人士，虽自认是福音派（比较准确的称谓是“新福音派”），却缺乏批判后现代思想的内在能力。这可以从过去二十年来香港某些华人神学家的言论看出。他们致力于面对当代思想，与普世神学界对话，但不能提出从圣经出发的启示，只能参与世俗神学界的讨论，结果被世俗思想吞没。与新派神学开山鼻祖士莱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一样，他们要向现代知识分子作见证，试图证明基督教信仰符合当代思潮，动机值得钦佩，但放弃了圣经的绝对权威，视“圣经无误”等教义为过时，反而弄巧成拙。这是教会讲坛闹饥荒最关键的原因之一。西方后现代的典型宗教信仰就是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相信人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上帝与宇宙同一，自然界就是上帝；而人类与自然界同一，是彻底的一元论（monism）和泛神论（Pantheism）。[2] 后现代的典型哲学思想是解构主义，代表人物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相信“文本死了”，“作者死了”，“读者死了”，意思是：宇宙里没有意义，文字没有意义，作者原来的意思是找不到的。[3] 人类的灵魂在哪里？谁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教导他们“文本有意义”？如何从研读圣经开始，建立文字、话语的意义，进而建立人类的思想、文明？二现在是什么时刻？从中国历史进程看，中国在国际舞台面前“站了起来”，洗脱了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的国耻，这段历史可说告一段落。目前中国和海外华人（“文化中国”）所面对的挑战，与西方世界差不多一样：家庭与道德的崩溃，生态危机，能源危机，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物质至上、享乐主义、贫富悬殊，教育面对自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的无能，信息泛滥和东方宗教的复苏。中国教会已从农村家庭教会在逼 -/迫中复兴的时期转化到城市教会时期。今天的中国，城市教会如何，直接影响到农村教会如何。1978年后开始浮现的“文化基督徒”（在中国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已经迈向成熟，从早期的向西方寻找资料，初步翻译的尝试，到目前的经典翻译和注释，说明基督教作为一个社会制度，一个人类的宗教，已经从中国社会的边缘进入到“主流的边缘”（margin of the mainstream）。 在目前的中国，基督教内部的发展又如何？多年来福音派着重个人的宗教经历，传福音，教会增长，而忽略神学思想的发展，护教与对文化的批判与重建，因此目前最新的趋势，乃是新福音派神学（neo-evangelicalism）在国内日趋重要，吸引城市型牧师与专业人士基督徒；强调活动、联系、人际关系，试图脱离过去基要信仰的狭隘、关闭。过去三十年，中国教会受到普世教会的关怀、支持，已经从上一代的单纯，进入到功利主义和其它世俗现象兼具的状态，和海外福音派没有太大的分别。中国的灵魂在哪里？中国教会的灵魂又在哪里？谁来为中国的灵魂哭泣？谁愿意以上帝的话语，一个一个生命地建立中国人的灵魂，一个一个小组地建立中国教会的灵魂？没有快捷方式，只有努力耕耘的挑战。三现在是什么时刻？从福音派教会与神学的趋势来看，目前正是福音派教会逐渐（或快速）地失去正统信仰的时刻。福音派的教会从宗教改革继承了扎实、丰富的传统，强调惟独圣经（圣经是信仰生活最高的权威，教会不是）、惟独基督（基督是神人之间唯一中保，圣人不是）、惟独恩典（人不可靠自己行为得救）、惟独信心（人不可藉圣礼或好行为得救）和惟独为了上帝的荣耀（救恩，人生与整个宇宙的目标）。宗教改革第二代的英国清教徒运动（Puritanism, 1555-1710）将宗教改革所重新发现的纯正福音，就是十字架和悔改的信息，向英国大小城乡宣讲，带来整个社会的基督化、福音化。18世纪初有德国的敬虔运动（German Pietism，清教徒的第三代后裔），1730-40年代卫斯理（John Wesley）和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作代表的“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清教徒的第四代后裔），使英语、德语世界的教会得从圣经和与神直接的亲密关系，经历了更新，进而推动社会改革，海外宣教，普及教育，儿童主日学，废除奴隶制度，慈善事业等运动。这是我们的属灵遗产，福音派目前却忽视它，因此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灵魂。福音派一词原指离开天主教的基督新教，特别是德语与西班牙语世界。18世纪大觉醒运动之后，凡受到大觉醒运动影响的第二、三、四代英国基督徒，都被称为福音派（the Evangelical Party），如校园团契运动（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的先祖西面[4]，终生致力废除黑奴制度的英国国会议员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等。在美国，南北战争（1861-65）之前，多数牧师都关注社会改革，与传福音并不对立，如纽约市公理宗牧师，最著名讲道家之一的Henry Ward Beecher 与惠敦大学的创办人Jonathan Blanchard等。内战时期，改革宗长老会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领先经营“地下铁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藏匿、运送逃离主人的黑奴。从上述的简介可看出，福音派绝不仅是着重读经、祷告、传福音、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更不能被社会学家约化为“任何喜欢葛培理的人”（anyone who likes Billy Graham）。福音派有圣经、神学、敬虔、复兴、宣教、护教、社会服务与改革等丰富的传统。可是，1870年代起，自由派神学从欧洲打进美国神学院，美国教会受到严峻的挑战。响应自由主义挑战，从本着圣经从事护教的，首先有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贺治（Charles Hodge）与华尔非德 （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直到1920年代该神学院及长老会总会被自由派人士垄断。1898年，荷兰首相、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校长、系统神学家凯波尔（Abraham Kuyper）到普林斯顿大学演讲，向美国教会大声疾呼，不要步欧洲教会的后尘；他指出，人类文明永远是偶像敬拜和敬拜真神之间的斗争。1900年代，不同宗派、学派的福音派领袖在《基要》（The Fundamentals）系列书籍里都发表了正统信仰的讲述，这样一个跨宗派护教运动值得今天的我们回顾与效法，建立一个宗派、学派之间的见证，重申纯正信仰，联合众宗派的信徒。福音派教会有否把凯波尔的信息放在心上？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见。1890年代是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SVM） 的黄金时期，慕迪 （Dwight L. Moody）所宣讲的简单的福音[5]对英美大学生的影响到了高峰，该运动的灵魂人物慕特（John R. Mott）的口号是“在这一个我们的世代，把福音传到全世界”（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our generation）。西方工业g e命带来社会上富裕和贫富悬殊；维多利亚时期是大英帝国的颠峰期，宣教运动在这时期把福音传到中国、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各角落。圣经学校纷纷在各城市成立。[6]可是，虽然宣教士的人数日增，圣经学院在成长，教会的内部，特别在真理、教义上却日趋腐烂。1870-1880年代，自由派神学首先进攻神学院，其影响到了20世纪初已经在讲台上看得出；1920年代是美国主流宗派与附属的神学院被自由派神学垄断的时期，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保守派被逼离开，1929年创立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1930 、1940 年代，不仅长老会，浸信会也有自由派与基要派之争，1940年代末，保守浸信会（今“浸宣会”）离开美北浸信会（Northern Baptist）而成立。面对自由派神学，福音派除了有一部分人士离开主流宗派另起炉灶以外，还有一些愿意在主流宗派里进行改革，或与主流宗派对话。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是此“新福音派神学”的代表。他们在1940年代末的目标是令人敬佩的：西方社会正面对人类文明的危机，教会应成立一所“西岸福音派的哈佛大学”，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发表一些被学术界尊重的著作。可是，进入1960年代，富勒神学院放弃圣经无误的教义，在哈柏（David Hubbard）领导下，成为一个超宗派，对自由派神学友善的高等学府。[7]1980年代起，其它福音派的神学院与神学家也效法富勒，努力在圣经研究和神学思想界上争取发言权。结果，传统的纯正教义日益被忽略，连斯托得（John Stott）也提出论据来反对圣经无误。[8]巴刻（J.I. Packer）说得对，目前全球神学家的共识是﹕圣经是一本人写的书。[9]《洛桑信约》（The Lausanne Covenant, 1974）是代表全球福音派的信仰宣言，宣告圣经无误是我们信仰的基石。1980年，福音派神学家兰姆发表他的新正统神学宣言，全面接受巴特的思想，可以说是新福音派正面接纳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作。[10]1980-81年《今日华人教会》也有类似的文字，正面介绍现代（即自由派）神学，却没有提出批判。上述的也正是今天华人神学界的现象。兰姆的新正统信仰告白至今快三十年了。过去二十多年，教会被各样的世俗思想侵蚀，兹列出一些典型的主张：市场学与广告学（教会增长学），教牧辅导（以世俗心理学左右辅导中圣经的使用），新纪元的冥想（“内在医治”等），对人类的乐观[11], 不承认上帝全知的“神的开放性”神学[12]，和对罪的重新解释[13]。而面对教会的极度世俗化，福音派人士做出了什么响应？福音派的灵魂在哪里？谁来建立护教的阵营，团结不同宗派与学派（包括浸信会，时代论，卫斯理宗，改革宗，宣道会，播道会，各种华人自立教会、宗派与差会等），联系所有相信圣经的默示与无误的人士，向教会世俗化提出“另类”的声音（其实是历史上的正统、福音派信仰），重建福音派教会的讲台与教育事工？现在是什么时刻？是否我们醒过来的时刻？是否又一次宗教改革的前奏与黎明？作者简介林慈信牧师，海外华人神学工作者，中华展望（www.chinahorizon.org）总干事，国际神学研究院（www.itsla.edu）系统神学教授。--------------------------------------------------------------------------------[1] 本文原名《认识时代：现在是什么时刻？》，现题目为编者所拟。——编者注[2] 这方面的分析，可参考琼斯博士（Dr. Peter Jones）的网站：Christian Witness in a Pagan Planet（www.cwipp.org）。[3] 福音派神学家对解构主义最中肯的介绍，是三一神学院Kevin J. Vanhoozer的 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一书（中译：范浩沙，《神学诠释学》，校园，2007）；笔者认为范氏对解构主义太客气，大可做出更强烈的批判与响应，但他对解构主义的诠释却很详细、中肯，此书不可不读。[4] 西面（Charles Simeon，1759－1836），多年在剑桥市圣三一堂牧会，训练学生，后来这些学生创办了圣经公会，宣教差会等。[5] “简单的福音”，用独立机构的形式，大型布道的方法传福音，避免教义上的护教，见George Marsden,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一书。[6] 如宣道会的宣教士训练学校（The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今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与 Nyack College），慕迪圣经学院（今Moody Bible Institute）等。[7] 关于富勒神学院的蜕变，见该校委托George Marsden著的校史Reforming Fundamentalism。[8] 参John Stott的Evangelical Truth。[9] 见J.I. Packer对圣经无误运动的著述Truth and Power。[10] 见Bernard Ramm的Beyond Fundamentalism，1980年出版。[11] 从Norman Vincent Peale和 Robert Schuller的“积极思想”到Joel Olsteen等的成功神学。[12] The Openness of God（神的开放性）一书由IVP在1994年出版，代表人物是Clark Pinnock 与Roger Boyd，分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浸信会神学家。[13] 一位Biola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竟然说，“罪“就是人的需要没有被满足！
【作者简介】林慈信Samuel Ling 是一位牧师、美国天普大学中国历史博士。「中华展望」创办人与总干事。曾授课于富勒神学院，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与惠敦大学。他是史学家、神学家和传教学家，他致力于探索影响中国教会和牧养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一直向华人教会讲授改革宗神学，并主持翻译相关经典著作。林慈信祖籍浙江慈溪，于1951年在香港出生，是家里第四代的传道人，在一所敬虔的神学院校园里渡过了人生的头十四年。父母亲是神学院与中学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