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义探索

现在是什么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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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什么时刻?——福音派基督徒的危机与挑战[1]文/林慈信现在是什么时刻?人类的历史已进入什么时代?教会应如何回应?研究历史的进展,分辨所处的历史时刻,素来不是福音派属灵传统的一部分。除了认清主必快来,我们必须脱离世界,努力传福音,分别为圣,追求圣洁,我们的属灵观是分隔的:属灵的管属灵,属世的管属世,两者毫无相关。这种情况近年来有了转变。当前许多事无不令人担忧:天灾人祸,伊斯兰教的复苏,家庭与道德的崩溃,同性恋群体的政zh i力量,新纪元运动的兴旺,福音派神学与教会的无能,市场学代替上帝的话在教会大行其道,世俗心理学取代圣经辅导,上帝的儿女们饥饿。我们不得不问,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时刻?基督徒的生活,教会的事工模式,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属世。教会诚然在世界里,但世界不可侵入教会。事实上,我们要拒绝世俗文化,却已被世俗文化侵蚀。一现在是什么时刻?从西方思想与文化史来看,我们已处于后现代时期。后现代有别于现代,后现代批判现代文化,却又是现代文化的延伸。现代文化自16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强调个人的绝对自主,拒绝服从权威,特别是宗教权威,相信科学(严格地说是迷信科学),相信理性。17、18世纪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代表,早期现代思想的象征,代表人物是笛卡儿,史宾诺沙,洛克,休谟等。到1790年代,康德把人类理性和科学的自主再推一步,彻底拒绝权威,将宗教信仰与伦理道德置于理性科学范围之外的所谓“真理界”,理性与科学仅限于探讨事物的外表;至于真理(上帝、自由意志、永生、爱、伦理等),则不是人的理性可以知道的。康德是现代思想的分水线;19世纪的哲学,后期的现代思想,都深受康德的影响,以主观取代客观,以相对取代绝对,如浪漫主义(主张真善美是主观的)、唯物主义、历史批判与圣经批判、达尔文的进化论,及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有祁克果和萨特)和虚无主义。唐崇荣牧师说,19世纪所提倡的思想,20世纪成为其实验室,把拒绝真理付诸行动,因此20世纪是个“愚蠢的世纪”,真是一针见血。后现代思想与后期的现代哲学一样,是彻底的人本主义,拒绝顺服上帝与上帝话语的权威,相信人的自主,尤其是主观的,感觉的自主。因此,拒绝正统圣经信仰的,往往笃信现代思想。例如,以巴特(Karl Barth)、布伦纳(Emil Brunner)、托伦斯(T.F. Torrance)为代表,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新正统神学人士,虽自认是福音派(比较准确的称谓是“新福音派”),却缺乏批判后现代思想的内在能力。这可以从过去二十年来香港某些华人神学家的言论看出。他们致力于面对当代思想,与普世神学界对话,但不能提出从圣经出发的启示,只能参与世俗神学界的讨论,结果被世俗思想吞没。与新派神学开山鼻祖士莱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一样,他们要向现代知识分子作见证,试图证明基督教信仰符合当代思潮,动机值得钦佩,但放弃了圣经的绝对权威,视“圣经无误”等教义为过时,反而弄巧成拙。这是教会讲坛闹饥荒最关键的原因之一。西方后现代的典型宗教信仰就是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相信人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上帝与宇宙同一,自然界就是上帝;而人类与自然界同一,是彻底的一元论(monism)和泛神论(Pantheism)。[2] 后现代的典型哲学思想是解构主义,代表人物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相信“文本死了”,“作者死了”,“读者死了”,意思是:宇宙里没有意义,文字没有意义,作者原来的意思是找不到的。[3] 人类的灵魂在哪里?谁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教导他们“文本有意义”?如何从研读圣经开始,建立文字、话语的意义,进而建立人类的思想、文明?二现在是什么时刻?从中国历史进程看,中国在国际舞台面前“站了起来”,洗脱了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的国耻,这段历史可说告一段落。目前中国和海外华人(“文化中国”)所面对的挑战,与西方世界差不多一样:家庭与道德的崩溃,生态危机,能源危机,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物质至上、享乐主义、贫富悬殊,教育面对自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的无能,信息泛滥和东方宗教的复苏。中国教会已从农村家庭教会在逼 -/迫中复兴的时期转化到城市教会时期。今天的中国,城市教会如何,直接影响到农村教会如何。1978年后开始浮现的“文化基督徒”(在中国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已经迈向成熟,从早期的向西方寻找资料,初步翻译的尝试,到目前的经典翻译和注释,说明基督教作为一个社会制度,一个人类的宗教,已经从中国社会的边缘进入到“主流的边缘”(margin of the mainstream)。 在目前的中国,基督教内部的发展又如何?多年来福音派着重个人的宗教经历,传福音,教会增长,而忽略神学思想的发展,护教与对文化的批判与重建,因此目前最新的趋势,乃是新福音派神学(neo-evangelicalism)在国内日趋重要,吸引城市型牧师与专业人士基督徒;强调活动、联系、人际关系,试图脱离过去基要信仰的狭隘、关闭。过去三十年,中国教会受到普世教会的关怀、支持,已经从上一代的单纯,进入到功利主义和其它世俗现象兼具的状态,和海外福音派没有太大的分别。中国的灵魂在哪里?中国教会的灵魂又在哪里?谁来为中国的灵魂哭泣?谁愿意以上帝的话语,一个一个生命地建立中国人的灵魂,一个一个小组地建立中国教会的灵魂?没有快捷方式,只有努力耕耘的挑战。三现在是什么时刻?从福音派教会与神学的趋势来看,目前正是福音派教会逐渐(或快速)地失去正统信仰的时刻。福音派的教会从宗教改革继承了扎实、丰富的传统,强调惟独圣经(圣经是信仰生活最高的权威,教会不是)、惟独基督(基督是神人之间唯一中保,圣人不是)、惟独恩典(人不可靠自己行为得救)、惟独信心(人不可藉圣礼或好行为得救)和惟独为了上帝的荣耀(救恩,人生与整个宇宙的目标)。宗教改革第二代的英国清教徒运动(Puritanism, 1555-1710)将宗教改革所重新发现的纯正福音,就是十字架和悔改的信息,向英国大小城乡宣讲,带来整个社会的基督化、福音化。18世纪初有德国的敬虔运动(German Pietism,清教徒的第三代后裔),1730-40年代卫斯理(John Wesley)和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作代表的“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清教徒的第四代后裔),使英语、德语世界的教会得从圣经和与神直接的亲密关系,经历了更新,进而推动社会改革,海外宣教,普及教育,儿童主日学,废除奴隶制度,慈善事业等运动。这是我们的属灵遗产,福音派目前却忽视它,因此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灵魂。福音派一词原指离开天主教的基督新教,特别是德语与西班牙语世界。18世纪大觉醒运动之后,凡受到大觉醒运动影响的第二、三、四代英国基督徒,都被称为福音派(the Evangelical Party),如校园团契运动(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的先祖西面[4],终生致力废除黑奴制度的英国国会议员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等。在美国,南北战争(1861-65)之前,多数牧师都关注社会改革,与传福音并不对立,如纽约市公理宗牧师,最著名讲道家之一的Henry Ward Beecher 与惠敦大学的创办人Jonathan Blanchard等。内战时期,改革宗长老会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领先经营“地下铁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藏匿、运送逃离主人的黑奴。从上述的简介可看出,福音派绝不仅是着重读经、祷告、传福音、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更不能被社会学家约化为“任何喜欢葛培理的人”(anyone who likes Billy Graham)。福音派有圣经、神学、敬虔、复兴、宣教、护教、社会服务与改革等丰富的传统。可是,1870年代起,自由派神学从欧洲打进美国神学院,美国教会受到严峻的挑战。响应自由主义挑战,从本着圣经从事护教的,首先有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贺治(Charles Hodge)与华尔非德 (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直到1920年代该神学院及长老会总会被自由派人士垄断。1898年,荷兰首相、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校长、系统神学家凯波尔(Abraham Kuyper)到普林斯顿大学演讲,向美国教会大声疾呼,不要步欧洲教会的后尘;他指出,人类文明永远是偶像敬拜和敬拜真神之间的斗争。1900年代,不同宗派、学派的福音派领袖在《基要》(The Fundamentals)系列书籍里都发表了正统信仰的讲述,这样一个跨宗派护教运动值得今天的我们回顾与效法,建立一个宗派、学派之间的见证,重申纯正信仰,联合众宗派的信徒。福音派教会有否把凯波尔的信息放在心上?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见。1890年代是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SVM) 的黄金时期,慕迪 (Dwight L. Moody)所宣讲的简单的福音[5]对英美大学生的影响到了高峰,该运动的灵魂人物慕特(John R. Mott)的口号是“在这一个我们的世代,把福音传到全世界”(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our generation)。西方工业g e命带来社会上富裕和贫富悬殊;维多利亚时期是大英帝国的颠峰期,宣教运动在这时期把福音传到中国、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各角落。圣经学校纷纷在各城市成立。[6]可是,虽然宣教士的人数日增,圣经学院在成长,教会的内部,特别在真理、教义上却日趋腐烂。1870-1880年代,自由派神学首先进攻神学院,其影响到了20世纪初已经在讲台上看得出;1920年代是美国主流宗派与附属的神学院被自由派神学垄断的时期,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保守派被逼离开,1929年创立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1930 、1940 年代,不仅长老会,浸信会也有自由派与基要派之争,1940年代末,保守浸信会(今“浸宣会”)离开美北浸信会(Northern Baptist)而成立。面对自由派神学,福音派除了有一部分人士离开主流宗派另起炉灶以外,还有一些愿意在主流宗派里进行改革,或与主流宗派对话。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是此“新福音派神学”的代表。他们在1940年代末的目标是令人敬佩的:西方社会正面对人类文明的危机,教会应成立一所“西岸福音派的哈佛大学”,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发表一些被学术界尊重的著作。可是,进入1960年代,富勒神学院放弃圣经无误的教义,在哈柏(David Hubbard)领导下,成为一个超宗派,对自由派神学友善的高等学府。[7]1980年代起,其它福音派的神学院与神学家也效法富勒,努力在圣经研究和神学思想界上争取发言权。结果,传统的纯正教义日益被忽略,连斯托得(John Stott)也提出论据来反对圣经无误。[8]巴刻(J.I. Packer)说得对,目前全球神学家的共识是﹕圣经是一本人写的书。[9]《洛桑信约》(The Lausanne Covenant, 1974)是代表全球福音派的信仰宣言,宣告圣经无误是我们信仰的基石。1980年,福音派神学家兰姆发表他的新正统神学宣言,全面接受巴特的思想,可以说是新福音派正面接纳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作。[10]1980-81年《今日华人教会》也有类似的文字,正面介绍现代(即自由派)神学,却没有提出批判。上述的也正是今天华人神学界的现象。兰姆的新正统信仰告白至今快三十年了。过去二十多年,教会被各样的世俗思想侵蚀,兹列出一些典型的主张:市场学与广告学(教会增长学),教牧辅导(以世俗心理学左右辅导中圣经的使用),新纪元的冥想(“内在医治”等),对人类的乐观[11], 不承认上帝全知的“神的开放性”神学[12],和对罪的重新解释[13]。而面对教会的极度世俗化,福音派人士做出了什么响应?福音派的灵魂在哪里?谁来建立护教的阵营,团结不同宗派与学派(包括浸信会,时代论,卫斯理宗,改革宗,宣道会,播道会,各种华人自立教会、宗派与差会等),联系所有相信圣经的默示与无误的人士,向教会世俗化提出“另类”的声音(其实是历史上的正统、福音派信仰),重建福音派教会的讲台与教育事工?现在是什么时刻?是否我们醒过来的时刻?是否又一次宗教改革的前奏与黎明?作者简介林慈信牧师,海外华人神学工作者,中华展望(www.chinahorizon.org)总干事,国际神学研究院(www.itsla.edu)系统神学教授。--------------------------------------------------------------------------------[1] 本文原名《认识时代:现在是什么时刻?》,现题目为编者所拟。——编者注[2] 这方面的分析,可参考琼斯博士(Dr. Peter Jones)的网站:Christian Witness in a Pagan Planet(www.cwipp.org)。[3] 福音派神学家对解构主义最中肯的介绍,是三一神学院Kevin J. Vanhoozer的 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一书(中译:范浩沙,《神学诠释学》,校园,2007);笔者认为范氏对解构主义太客气,大可做出更强烈的批判与响应,但他对解构主义的诠释却很详细、中肯,此书不可不读。[4] 西面(Charles Simeon,1759-1836),多年在剑桥市圣三一堂牧会,训练学生,后来这些学生创办了圣经公会,宣教差会等。[5] “简单的福音”,用独立机构的形式,大型布道的方法传福音,避免教义上的护教,见George Marsden,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一书。[6] 如宣道会的宣教士训练学校(The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今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与 Nyack College),慕迪圣经学院(今Moody Bible Institute)等。[7] 关于富勒神学院的蜕变,见该校委托George Marsden著的校史Reforming Fundamentalism。[8] 参John Stott的Evangelical Truth。[9] 见J.I. Packer对圣经无误运动的著述Truth and Power。[10] 见Bernard Ramm的Beyond Fundamentalism,1980年出版。[11] 从Norman Vincent Peale和 Robert Schuller的“积极思想”到Joel Olsteen等的成功神学。[12] The Openness of God(神的开放性)一书由IVP在1994年出版,代表人物是Clark Pinnock 与Roger Boyd,分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浸信会神学家。[13] 一位Biola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竟然说,“罪“就是人的需要没有被满足!

【作者简介】林慈信Samuel Ling 是一位牧师、美国天普大学中国历史博士。「中华展望」创办人与总干事。曾授课于富勒神学院,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与惠敦大学。他是史学家、神学家和传教学家,他致力于探索影响中国教会和牧养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一直向华人教会讲授改革宗神学,并主持翻译相关经典著作。林慈信祖籍浙江慈溪,于1951年在香港出生,是家里第四代的传道人,在一所敬虔的神学院校园里渡过了人生的头十四年。父母亲是神学院与中学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