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当然不一样，我讲道超过一万八千次．对象有很老的，也有很小的，最多人的一次是七万人听我讲，最少的聚会是两人听我讲道，神给我经历很多不同的场面。去年在洛杉矶，在三个礼拜中，我用了四种语言讲道：英语、马来语、华语、福建语，我的听众有时是大学教授、知识分子。有时我到很落后的地区去，我到过最落后的地方就是东马的婆罗州基督教教会(Sidang Injir Borneo)，当飞机抵达时，他们叫土人来把竹竿围在飞机的四周围，围成一个圆圈，原来飞机在高原上，风很大，会把飞机吹走，所以要绑住。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围起来，水牛一来，会把飞机撞坏，那我就得走五天六夜的路程回家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飞机坐监牢”。在那儿，如果我讲苏格拉底，他们摸不到底；我讲孔子，他们七孔生烟；讲多玛斯阿奎那，他怎么样都不能归纳，我要多讲狗猫猪。所以我尽量用很浅的道理对他们讲。我会因听众的程度而调整我的讲章内容。